怎样传播经济理论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对于大众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在经济学家圈子内,却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把经济研究作为圈内人的游戏,既不考虑其现实意义,也不为稻粱谋的经济学家大有人在。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在国外都有反映。这些人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并非一门与实际经济活动密切联系的学科,也无需紧扣现实生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目的和终极评价,就是在匿名评审的权威期刊。而在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既把西方的学术规范奉为圭臬,也崇拜那里一些经济学家的个人风范,以不在国内专业期刊发表论文,以及无心给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为荣。个人的职业目标不同,经济学家的行为应该允许多样性。不过,有一点我认为有所误解的是,在国外很少有经济学家以不在本国期刊发表论文为荣。而不关心现实问题,不愿意为决策服务,的确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在小圈子之外的范围内传播经济理论,并不成为一个问题。
    不过,好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所以,不仅如何构造经济理论需要予以方法论上的讨论,如何传播经济理论也自然成为一个话题。阿兰·曼所著《魔鬼凯恩斯》在讲述凯恩斯故事时,对于构造经济理论和传播经济理论的篇幅分配上,至少是平分秋色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作为学说史上堪与斯密、马克思、马尔萨斯等并驾齐驱的经济学家,不仅生前鸣声鼎沸,而且身后成为经久不衰的偶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杰出的传播能力。
    凯恩斯曾经对于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学家做过如下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必须懂符号、善于辞令。他必须透过一般理解特殊,并在同一闪念间触知抽象和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了未来,研究现在。人类的天性或其社会结构,他都必须心领神会,不容有被漠视的地方。他必须办事果断,处事公平,两种心境缺一不可;他应该像艺术家,超然物外、廉正无私,有时又应该像政治家,体察民情。”(凯恩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虽然凯恩斯是在为马歇尔作传时,罗列了上述优秀经济学家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并且声称马歇尔具备了其中的很多,其实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并不认为马歇尔本人是这方面的榜样。
    凯恩斯自己却的确具备了这种多面手的素质。因此,构造经济理论与传播经济理论,对于凯恩斯来说,全然不是难事,反而是人尽其才,是其享受职业成就的两个并驾齐驱的舞台。甚至在凯恩斯理论形成之前,他学术生涯的每个时期,都不乏极具争议的观点出笼,同时也是这样的过程,他既乐于也善于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宣传自己的理论。从一定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凯恩斯式的理论传播模式,凯恩斯也不成其为凯恩斯,凯恩斯主义也许得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传扬。撇开他参与政府工作和游说政治家的活动不说,从知识界的行为角度看,概括起来,他传播理论的独家秘诀不外以下三部曲。
    首先是要不失时机地动手把形成的观点写出来,哪怕其仍然粗糙甚或仅仅是个雏形。凯恩斯对马歇尔的诘责之一,就是抱怨其对于写作的过于谨慎以至拖拉,不愿发表不成熟之作,认为这种做派无疑使其丧失许多对经济学做出更大贡献的机会。凯恩斯不无遗憾地写道:“马歇尔的脾气要是稍有不同,那么全世界的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快得多,他自己的权威和影响也会大得多。”言如其人,凯恩斯自己则是完全两样的经济学家,一生笔耕不辍,以致需要有数家像《经济学家》这样的权威期刊,坐等其同时供稿,才能满足他如泉涌般的写作和发表欲望。
    其次是利用一切机缘和介质发表并不断重复自己的观点。他在终身编辑、控制和利用《经济学杂志》,以及为学术期刊撰稿之外,更乐于在大众化的报刊上和广播中发出声音,为报刊担任特约记者,自己策划出版畅销著作,担任政府顾问甚至直接任职效力,面对面游说政治家,更不必说参加学术研讨会、精英社团、政党活动、上流社会沙龙和培养学生了。他懂得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观点的重要性,甚至有时以一种偏执狂的方式推销自己的理论。但是,惟其如此,才能让乐于漠视和容易忘却的大众记忆,经反复刺激而留下印象,进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后是发出“凯恩斯式的声音”。根据阿兰·曼的描述,这种特殊的声音“是由激昂鲜明的词汇、匪夷所思的隐喻和似是而非的对比所组成的”。也就是说,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宣传手段的基础上,他还堪称娴熟自如地运用之,比旁人更能够实现其功用的最大化。除了出类拔萃的口才和文笔之外,他还懂得根据辩争的需要把十八般兵器玩出花样。譬如,他的文笔此一时可以是十分优雅的,根据需要,还可能常常用肖像式的人物描写赢得读者,彼一时则颇为犀利、尖刻,充满智识上的挑战性和攻击性。作为读者和媒体的受众,你可以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你逃离不了他的论战方式产生的强烈感官冲击。
    然而,我们无法期待像凯恩斯那样的全才经济学家在每个时代都层出不穷。退一步说,经济学家要么具备了构造经济理论的杰出才能,要么具备了传播经济理论的特殊禀赋,都足以对经济学做出我辈羡慕不已的贡献。在个人的阅读中,我发现两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经济理论构造与传播分离的现象,分别涉及两对经济学家,分别具备(或兼具)上述两种才能,并且通过不经意间的合作,对于增进我们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知识做出了重大贡献。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名古屋大学,欧美游学归来的赤松开始了自己的经济研究生涯。不久后提出了只是后来才广为人知的雁阵理论(日本叫“雁行形态论”,英文写做flying geese paradigm)。这个理论模型起初只是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完成一个“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以后,通过小岛清等若干经济学家的贡献,该理论逐步流行,被广泛用来解释和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在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沿海省份之间转移,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赶超。
    赤松是一个非常严谨、刻苦的学者,却不是一个风头锐键的人。他一九二一年毕业于东京经济学院,到新建立的名古屋经济学院教书。一九二四年出国深造,在德国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经济学和哲学。有趣的是,在一九二六年回国之前,他先离开德国到伦敦拜谒了马克思墓地,随后到波士顿,在新成立的哈佛经济统计局做短暂停留。在那里他满怀热情地接受了经验研究方法,旋即回到名古屋。借助于日本第一台引进的美式电子计算机,以及名古屋丰富的纺织业发展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分析。后来与赤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流行于世的雁阵理论,就是在这个坐冷板凳时期逐渐地浮现出来的。
    这个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艰辛自不在话下,其流行也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赤松已经出版了著作,但是,以雁阵理论命名的文献是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才陆续以日文出版,而能够使该理论成为国际范围话题的英文文章,则迟至六十年代才发表。而且,纯粹是有赖于另一个人的重要贡献,才使其在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获得了巨大影响力。此人为大来佐武郎,既是日本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学家,也是曾经身居要职的政治家(一九八○年任日本外相)。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其能够慧眼识珠并鉴宝于世。一九八五年,在韩国汉城(今首尔)召开的第四届亚太经济理事会的会议上,大来佐武郎做了一个发言,指出亚太经济合作有别于两种传统国际分工模式,既不同于工业化国家与原料输出国家之间的垂直模式,也不同于像欧共体内部那样,在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形成的水平模式,而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变化,各个经济体相继获得发展不同类别产业的机会,最终在整体上形成一个雁阵样的区域增长模式。正如赤松的学生、也是雁阵理论最著名的传人小岛清指出的那样,主要是由于大来佐武郎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力,该理论在亚太地区广为流传,被广泛用来解释东亚奇迹。
    说到东亚奇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场著名争论，也可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与学术观点传播互补的事例。世界银行在一九九三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以其权威性，向世界首推了以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为代表的“东亚奇迹”。这个报告发表之后，撇开关于东亚奇迹产生原因的争论之外，关于这个所谓的“奇迹”是否成立，当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艾尔文·扬和刘遵义等多名擅长计量经济分析的学者，发现那些创造“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取得高速经济发展的绩效，实际上靠的是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一旦撇除投入的因素，“奇迹”马上就消失了，如同“从奥林匹斯山顶跌落到塞萨利平原”。
    不过，这些经济学家反潮流的结论不仅遇到了传统观念的漠视，也因其研究的“数字暴政”特征而不为人所知。这时，一个知名度大得多的经济学家兼专栏作者站了出来。克鲁格曼一九九四年发表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以活泼辛辣的笔锋（有人说他是继加尔布雷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引用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质疑东亚奇迹，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关于“东亚奇迹”是否奇迹的争论方兴未艾，并引发了大量的严肃研究。
    可以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固然是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纯理论或纯技术论文为己任，但是，如果没有《外交杂志》或者《经济学家》这样的畅销杂志，没有克鲁格曼这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宣传家，理论充其量只能流传于小圈子，无异于被束之高阁。不过，经济理论的传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被误传和滥用，尤其当个人不善于或不能够主宰自己的理论时。不过，如果我们准确地理解经济理论的含义和性质，并不应该得出理论一旦错了，越是流传久远，则越是贻害无穷的结论。引起学术兴趣和深入的争论，最终辨明事实，也是那些善于传播理论的经济学家的独特贡献。
    例如，克鲁格曼作为代言人，对于东亚奇迹的质疑，遭到其他研究者的批评，并为时间证明并非正确。扬和克鲁格曼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做出劳动力并非无限供给的假设，因此，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经济增长终究会因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而成为不可持续的。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也没有注意到人口红
    利的作用，而只是按照西方国家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说做出判断。东亚经济体大都曾经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由于这些经济体在取得显著的生产率提高之前，以生育率下降为特征的人口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以及相应的抚养比降低。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正是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和利用，经济增长得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高速度。
    在克鲁格曼提出质疑之后，各种对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集中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计上面。各种结论大相径庭。后来，随着计量技术和所使用数据的改进，巴格瓦蒂等经济学家发现，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既有高投资率也有技术进步率，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进口设备和引进外资中获得技术和管理，生产率的贡献率逐渐扩大，增长是可持续的。此外，一些哈佛教授也证明，人口红利对“东亚奇迹”的贡献颇大，可以解释这个地区经济增长实际绩效，所超出其稳态增长率的部分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赤松的雁阵理论则陷入过被严重滥用的尴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雁阵理论一度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合法性源泉，换句话说，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借助于该理论，为其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提供理论支持。当时赤松本人也被军方派往新加坡，主持对东南亚被占领地区的经济研究。不过，没有证据表明，赤松本人写过任何把雁阵理论与侵略合法性相联系的宣传文章。事实上，在他后来撰写的自传中，不无庆幸地回忆自己被派往国外，从而逃避了直接参与军方滥用自己学术成果的阴谋。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时期，凯恩斯的正在形成中的国家干预理论，受到了纳粹德国的追捧并直接付诸实施。而他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思想，则更是与第三帝国和其商业伙伴之间，乃至与被占领的欧洲大陆之间的清算机制难分彼此，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凯恩斯始终能够感受到纳粹官方的善意，甚至他活着的时候就见识过德国媒体对之赞誉有加的悼词，但是，他从未想过帮助侵略者设计一种统治性的金融体系，更始终坚定不移地鄙视法西斯德国的战争行径。
    经济学与文学艺术不同，后者的创造过程和最终产品都已经包含了娱乐和审美的成分，本来就是外人欣赏的内容。而经济学，除了很久以来就被外界称作“沉闷的科学”之外，数学公式、计量模型、统计数据和自说自话般专业名词的充斥，更为自身设置了过高的门槛，似乎有意地把非专业人士排斥在外。但是，经济学与其他审美类的学问不同之处又在于，它恰恰是须臾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学科。因此，经济理论的创造与传播，几乎命中注定要成为两个分割的过程。有时需要借助经济学家群体的分工，来统一这两个过程，有时，得益于有凯恩斯这样的大师，我们也可以指望一身兼任两种品质、两种能力的经济学家，把理论创造与理论传播毕其功于一役。
    文章出处：读书，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