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要求教育优先发展

    教育优先发展的依据在于其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制定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目的,就是从国情和教育规律出发,通过以公共产品定义教育、以教育深化扩大规模、以资源整合调整结构、以竞争开放提高质量,以及以需求导向增进效益,实现教育发展的跨越式发展,最大化发挥教育先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力数量和教育水平优势,取得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占据了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该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成反比关系的劳动力成本,一个是成正比关系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和人民群众对收入提高的期待,工资水平上涨是必须的和必然的。因此,我国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成功并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恰恰是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改善为全部是高中学历的话,企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如果再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的话,企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此外,教育深化对劳动者个人的收益也是巨大的,这意味着可以调动家庭投资于教育的积极性。研究表明,如果城乡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水平提高至12年,即完成高中教育,城镇劳动力教育收益可提高17.0%,农村劳动力提高21.1%。如果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至14年,带来的教育收益增加幅度对城镇劳动力为41.2%,对农村劳动力为43.3%。
    根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达到高峰,之后将下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社会养老负担显著提高。保障劳动力供给要求未来考虑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这种可能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也就是说,发展教育也是为迎接老龄化做必要的准备,或者说是创造条件赢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大多数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一个主要举措就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其可行的前提是老年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与年轻劳动者没有显著差别,加上他们的工作经验,因而在劳动力市场是具有竞争力的。例如,美国劳动年龄人口中,20岁的受教育年限是12.6年,而60岁反而更高,为13.7年。目前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例如,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6年,而与美国的差距则从20岁比美国低29%,扩大到60岁比美国低56%。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
    二、教育先行要大幅度提高公共投入比重
    目前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3%,只相当于法国的59%,德国的79%,英国的66%和美国的69%。我国提高公共教育投入的目标是根据这个差距设定的。但是,基于以下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设定更高的目标。
    首先,学龄人口比重大要求更高的公共教育投入。上面的比较尚不足以显示我国公共教育投入的实际差距,因为教育投入规模与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关。当学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高的时候,也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根据这个原理进行模拟,即以美国学龄人口比重为基准,由于中国目前总人口中仍然有更大比例人口处在受教育阶段,模拟的结果显示,我国在教育上的公共投入仅为GDP的2.8%,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只是法国的46%,德国的52%,英国的52%和美国的59%。
    其次,公共投入不足挤压居民正常消费。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为86%,发展中国家在75%左右,全世界平均为80%左右,而中国仅为46%。也就是说,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比例异常地高。教育投入过度依赖家庭,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削弱了出口和投资需求的情况下,扩大教育的公共投入,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意义。教育公共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后果,是教育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教育费支出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社会上对教育的抱怨大多源于此。
    第三,公共教育投入的临界最小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讲,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应该遵循一个先高后低的倒U字型变化轨迹。首先,我们观察到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比重偏低,这固然是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源不足的结果,但更是导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处于受教育阶段人口比重大,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只有实现教育的跨越性发展,才能更快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这要求有一个公共教育投入的临界最小规模。其次,由于公共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义务教育,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普及义务教育的阶段,而更高的教育阶段相应要求较多的私人投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人口老化,处于受教育阶段的人口比例也降低,从而在教育总支出保持较高的同时,公共支出比重趋于下降。我们之所以在实际中没有观察到这个规律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教育超前发展,从而不能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
    三、教育资源需要进行更有效的配置
    一项流传较广的研究表明,分教育阶段来看,学前教育的社会收益最高,学校教育其次,而职业教育最低。其含义并不是教育收益下降,而是指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的消长。从总体上来讲,我们把教育定义为公共产品。但是,由于教育供给的类型是多样的,其外部效应不尽相同。在合理分配公共教育资源和调动家庭教育投入时,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规律,第一,在不排除竞争的前提下,坚持义务教育的完全公共品属性。同时创造条件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把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支持的对象。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健康具有很明显的外部效应,特别是具有扶贫含义,因此,农村学生的营养餐和城市学生的体育设施属于公共品领域,政府应该进行干预。第二,由于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更加接近于准公共品领域,即这个教育阶段既具有公平补课的性质,也具有个人和企业收益率高的特点,在公共支持的同时,尽可能动员社会、企业和家庭的投入积极性。
    由于教育资源的投入主体是多元的,在现阶段,通过整合教育资源,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率是可行的。近年来,家庭、社会和财政投入的资源数量都在不断增加。2006年家庭投入占教育资源总投入的比重为45.3%,社会投入的份额为5%,公共财政的投入则为49.7%。虽然由于公共财政对于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使全社会教育投入中家庭比例有所缩小,但后者规模仍然很大。这也意味着,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引入开放和竞争的办学体制,整合目前的各种教育资源,有非常大的潜力。
    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大幅度增加公共投入,同时可以通过对增量资源的倾斜式分配实现教育均等化,促进社会公正。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服务,作为基本的公共服务,其均等化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据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差异仍然较大,其中教育的回报率提高是重要原因。虽然这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结果,但是也反映出,教育机会公平和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是实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有鉴于此,在增加教育公共资源投入的同时,新增的教育资源应该主要用于教育服务均等化建设。
    文章出处：光明日报，2009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