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转型看增长与就业背道而驰

    关于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这是我国首次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纳入预期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失业率指标受到广泛关注。例如，美联储期望能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两大政策目标，而把失业率和通胀率列为货币政策操作两大指标。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就业数据统计口径存在各种先天性缺陷，例如基于户籍统计口径，农民工及各类流动人口失业率就很难被纳入到城镇登记失业率当中。这样，由于统计系统中的就业数据相对薄弱，原来仅有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失业率指标很少被专业机构当成分析就业市场情况的指标。因此，增加“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个新指标可被当作有关部门完善就业数据统计所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在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还没有公布前，再次观察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会发现其本身出现一些变化：首先，相对于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在中短期内波动率很小，因此对需高频数据支持的货币政策分析帮助不大。但是，从2014年以来，这个指标在短期内的波动率明显上升。一方面，这说明有关部门对数据更新的频率有所提高，使其更贴近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有关部门希望能通过与海外数据接轨来增加预期管理的手段和工具使然。
    其次，可以看到，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10年以来呈趋势性下滑，截至去年底跌至3.9％。从在表面上看，这些数据反映了国内就业市场不仅已处在充分就业水平，甚至已出现供给偏紧局面。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全国职业供求状况数据显示，从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趋势性逆转，从之前的“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求人倍率> 1），并且此后求人倍率一路上行至去年四季度的1.22。理论上，劳动力供给短缺背后应反映的是实体经济有潜在过热的风险，但是经济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在全球经济复苏拉动出口及国内工业品补库存需求推动下，2017年GDP增长6.9％，显著高于年初政府设定的6.5％的增长目标。但即便如此，也仅比2016年高0.2个百分点，没有超过经济困难相对较大的2014年和2015年的6.9％和7.3％的增长水平。2017年，虽然无论是企业盈利还是居民消费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实体经济的感受要明显好于前几年，但GDP增速没有大幅提升，而且全年1.6％的CPI涨幅也说明物价上涨水平极其温和。从任何一角度上来说，中国经济都没有出现过热迹象。
    回顾从2010年以来的8年间，中国经济有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又一个台阶，但就业市场反而日趋偏紧，“招工难”的声音不绝于耳。从理论角度讲，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需求疲软和产能利用率下降会导致失业率明显上升。这就像传统意义上的“奥肯定律”所描述的那样：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应存在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当然，劳动力供给收紧部分可用中国人口老龄化来解释：在中国人口结构中，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在2010年见顶，之后开始一路下滑，从74.5％跌至2017年底的71.8％。在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重基本不变的情况下，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却从8.9％上升至11.4％。但是，经济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却不能解释，为何政府在2014年把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目标从900万提升到1000万，而2017年又创纪录地进一步提升到1100万。这背后更是2013年以来每年城镇实际新增就业人口都在1300万以上。
    要解释这个现象，必须从“结构转型”入手。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结构转型”，增长驱动因素从出口和投资向消费转型，与之相匹配的是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2013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越工业，之后在2015年服务业占比首次突破50％。截至2017年，服务业占比已升至51.6％。在服务业占比提升的同时，全社会劳动力持续流入服务业。从2012年至2016年短短5年间服务业劳动力占比提高7.4个百分点至43.5％，但同期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劳动力占比却下降1.5个百分点至28.8％。考虑到房地产热推动建筑业用工数量不断提高等因素，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幅度应更大。这种情况显然符合“鲍莫尔-福克斯假说”：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分别为有技术进步的“进步部门”和无技术进步的“停滞部门”。假设相对于“进步部门”，“停滞部门”需求收入弹性较高，但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因此“停滞部门”需求会伴随着工资上涨而较快增长，则劳动力会从“进步部门”流向“停滞部门”。从中国的情况看，首先，服务业相对制造业而言属典型的“停滞部门”，居民收入增长会增加对服务的需求，因此会提升服务业消费比重，进而增加服务业就业率；其次，服务业专业化水平提高使服务业质量改善和平均成本降低，进而导致制造业对服务业生产和需求增加；最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只能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增加产出，由此也会促进就业。虽然需求增长和服务业专业化水平提高都能解释服务业就业率增长，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特别指出，其主要原因还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对滞后。
    因此，中国出现“经济增长下台阶，就业市场上台阶”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是，近年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从现实角度看，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劳动密集型特征比较明显。特别是在转型的初级阶段，较为低端的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性服务业发展较为迅速，而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更为明显。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吸收剩余劳动力效果明显，甚至在剩余劳动力枯竭情况下，出现与制造业争夺劳动力的情况，造成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的现象；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较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会拉低整体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且这种“拉低效应”会伴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上升而逐步增强。虽然目前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没有统一标准，但是，人们普遍认同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近年来持续下行的趋势。如果把中国目前的结构转型因素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一点同“奥肯定律”（产出缺口每增加2％，失业率大致会下降1％）联系起来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实际GDP增速持续放缓伴随着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那么实际GDP增速放缓不一定会带来产出缺口扩大，由此实际GDP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就不是线性关系了。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向好和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会持续增长，但基本面改善未必会像过去那样反映在GDP增速提升上，因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中枢可能会因服务业占比持续提高而继续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关部门还是希望通过货币财政政策逆周期调控把实际GDP增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其结果一方面会造成经济增长继续在粗放型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会推高物价形成通货膨胀以及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反之，如果货币财政政策的操作目标是把实际GDP增速向潜在经济增长率拉近的话，那实际GDP增速虽然可能依然会维持在相对低位，但经济增长质量会更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货币财政政策立场相对谨慎，在没有明确给出具体M2目标增速的同时下调赤字率。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背景下，政府会更多依靠深化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推进中国经济中高速可持续增长。
        （作者单位：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