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产业相比,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当中。互联网产业是19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与世界前沿起跑线差距很小。中国一批企业家更早地充分发挥其熟悉中国国情的本土化优势,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从一开始就是由本土企业家和本土品牌公司所主导的。当前中国更是形成了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建立了丰富的数字化生态圈并正在不断拓展延伸。中国市场体量庞大,拥有数量可观的年轻网民,为数字商业模式迅速投入商用创造了条件,更有助于其快速实现规模经济。2016年,中国互联网用户7.13亿,超过欧盟和美国网民总和。另外,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使用与保护制度日益完善,使中国互联网企业可以更低成本的进行竞争,并将多重功能集成于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应用程序当中,产生“成为操作系统的通讯软件”。[7]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对内开放,也为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带来新机遇,使互联网公司可以通过免费提供服务的方式,来较快地扩大市场并黏住用户。此外,面对这样一个前沿产业,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先试水、后监管”的宽容的政策态度,这与政府对许多传统产业的态度很不相同,如今更是成为数字化发展的积极推动者。[8]上述所有有利条件,促使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目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9]
“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国情,再加上互联网产业的优势状况,使得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世界看发展共享经济的条件最好。中等水平的人均收入,使得对于不少高端产品进行独享消费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但是如果共享,则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场。比如对于豪华汽车,独享模式意味着一个客户要一次性买断一辆汽车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对于一个中等收入者会造成财务压力,但是如果可以共享,就可能产生需求。巨大的市场既可以支撑多个企业在其中竞争以提高服务效率,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又可以保证各家公司享受足够的规模经济效应。
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共享经济模式可以极大地推进产业分工细化,规模经济及外部规模经济等经济增长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必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潜力。这也是共享经济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的动因。比如,共享单车模式就将单车的维修维护工作交到了专门人员统一负责,既促进了分工专业化,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10]由于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理位置和地理距离的重要性,所以集聚经济效应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地理集聚条件也被弱化了。[11]比如,互联网普及之前,KTV往往设置在人流密集的闹市区,以便于人们集聚而产生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互联网普及后,只要有网络,分散在各个角落的人所演唱的歌曲或者表演的节目都可以低成本地集聚到互联网上,这时KTV就可以分散在各个角落,而消费者的作品依然可以集聚到互联网上,从而也就可以节省地租等重要成本。类似这种“碎片化服务却可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现象还出现在健身、按摩椅、借书等领域。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所讲到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共享经济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独一无二的国情优势。中国新时代产业升级应该利用好这一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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