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既要做实更要做优

    学者简介：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近期就中国经济发展发表观点。
    做这个分析是从两个方面来看，需求侧主要是高投资触底，高投资是三大举措，基础经济投资、房地产和出口，三大举措基本都触底，包括大家关注的房地产投资，峰值在2013-2014年，之后总体呈现下坡路，最近几个月房地产投资剔除价格因素已经出现负增长，从需求侧来讲已经触底了。
    KPI经过54个月负增长，2016年9月份进入正增长，去年还是大幅度的回升，有点资产泡沫了，大宗商品泡沫。工业企业利润经过了一年多的负增长进入了正增长，去年的利润还是不错的，这也说明了去产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供给侧基本触底了。需求供给都触底以后，经济开始触底，有人的判断，很多人比较乐观说中国经济又往上走了，2017年增长6.9%，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想象力，是否会往上走，我认为不会的，所谓的经济触底进入中速增长期，确切的含义就是稳住了，不再明显的往下走，逐步是中速增长的平台，这个中速增长的平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就一定把数字搞那么高。
    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速度也就是百分之五到六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这个速度的高和低，一定要和所处的增长阶段挂钩，以它作为参照系来分析问题。比如在高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是10%，实际增长了7%，速度就比较低了；到了中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就是百分之四到五之间，增长百分之五到六就算高增长了。我觉得大体上中国经济就是这样的格局，中速增长期这个平台如果转型比较顺利的话，大概还可以持续十年左右，这就是一个大的判断。
    这样的说法和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应该是比较符合情况的，更重要的是符合十九大提出的高速增长，高速发展这样一个大的格局。这次把就业的指标出示了，而且作为预期的指标提出来，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因为高质量发展，发展目标需要做一些调整。GDP这个指标是国际上通行的，本身倒也不是说一定不能用，但是我们过去把GDP摆的位置不大合适，所谓的GDP挂帅，其他的指标全向它看齐，这就会带来问题。
    追求高质量发展以后，有人提出了是否把就业作为一个主要的指标，更加一线的指标，或者说把一些反映经济效益可持续性，稳定性的指标放在更突出的位置，GDP将来就作为预期性的，或者是结果性的指标。质量效益、就业这些看着都不错，对应的GDP指标是多少就是多少。因为国际上通行的是把就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如果就业比较充分的话，反映了这个社会宏观经济，各种资源的利用水平是比较合适的。这次把就业的指标提出来了，作为一个预期的指标，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应该说有待于逐步的适应快速发展的需求。
    下一步怎么样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次政协我做了一个提案就讲高质量发展，当然现在讲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能说现在就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了，现在只是朝着这个方向转，目前我认为是顺利地实现这样一个板块，不能说现在就是高质量，怎么能转向一个真正的高质量和发展呢？可能最近几年的时间，特别是所谓的三大攻坚战，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前，这三年内是给进入高质量发展要打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经济这三年是要做实做优，而不是人为地推高，我想大家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是金融的问题，因为金融风险这个事大家讲得比较多，但是经济转型的角度讲，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台湾和日本这些地区经过了高速增长以后进入了中速增长，都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严重的出现了金融危机，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的是经济转型发生以后，金融风险形成的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在高速增长期有一个相当强的吸收，分散或者是后推风险的功能。举个例子，我们曾经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几大国有银行当时不良资产比较多，剥离出来搞了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当时说是不良资产，很多人是不愿意接的，但是过了没有几年以后，这些资产大部分变得很好了，不是说工厂已经不行了，设备已经找不见了，人都再就业了，就是那块地价格翻了好几番，值钱了，也就是说高速增长带来了资产价值的上升，风险就化解掉了，都不是风险了。但是现在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以后这个条件就不具备了，我认为主要的上涨期已经过去了，更多地会看到相反的情况，以前不是风险现在也成为风险了。何况目前经济运行中，金融体系中的风险点是比较多的，最近讲得比较多的是防范重大风险首先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中间摆在前面的就是地方债，其中主要的不是17万亿，这基本是可控的，关键是隐性债务，主要是地方的债务，PPP这些东西，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地方政府最终是要承担偿还责任，这块根据一些调查，有一些地方比明面上的债务数量是要多的，有一些多的不是一倍。最近中央在防控金融风险时特别关注这块，态度也很坚决。
    很多地方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干这个事，他们也知道负债率高了有风险，还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是想把GDP往上高，往上搞就只有搞投资，政府能够抓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我感觉到中国目前基建投资占比重过高，可能是目前中国结构不合理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把这个结构适当地调一下，基建的增长速度稍微放缓一点，对化解风险会有好处。
    第二个事情是降成本。现在的成本很多人讲得比较多的是税收问题，包括咱们一些制度性的成本，这都是很突出的，但是我觉得希望现在有一个成本是很重要的，我是起了个名字，我叫基础性成本，就是五大成本，为什么叫基础性成本呢？就是全社会的实体经济，包括了制造业，同时也包括了服务业，包括了我们的生活，这些东西都是作为成本表现出来的。
    为什么你的成本这样高，除了资源禀赋的问题之外，主要是我们这几年相关的领域形成的垄断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缺少足够的竞争，成本肯定是高的。下一步是能不能推动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问题，这方面能否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多年了，比如石油和天然气，三桶油依然存在。石油交易中心在搞石油交易期货，要把国内的市场打通。再一个是通信，中国是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电信消费者，但是我们的资费水平并不低，最近说降，一定要创造一个自降的机制，我一直建议能不能以民营资本为主，搞一到两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竞争之后价格一定会下来，而且到那个时候不是要它降，是自己要降，为了维持市场份额一定要降价。降成本的改革一定要加快，高质量首先是从降成本开始，这一关过不了发展无从谈起。
    第三，形成一个好的机制，因为高质量发展这个机制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管用的办法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办公室想出来的，也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还是要在市场经济竞争的第一线探索，去试错。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因为中国这么多年高速增长，地方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级政府就是一级竞争主体，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西方国家有相当大的差别，很重要的一点是竞争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我认为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当然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也不要低估其意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的作用很大，所谓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地方政府找出很多管用的办法，搞开发区，搞大项目，改善投资环境等等。下一步搞高质量发展还要鼓励地方政府，地方基层包括企业去试，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已经有一些新的办法出来了，比如说抢人大战，最近很多公司抢人，大学毕业生，说给钱给房给户口。现在不仅仅是高端人才，普通劳动者也短缺，目前找一个保姆比找大学生还难。我们这么多年，对待城市的外来人口的态度，一直是挡着不让进来，户口的问题，公共服务的问题，我认为目前这些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很多城市这些情况发生变化以后，这个政策必须要调整的，到底是吸引人还是排斥人，最后就决定了这个城市未来的竞争力。中国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所谓的动力，一个是讲了三大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人力资本起了很大的作用，要把人留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