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

    ■刘保奎 《 中国城市报 》（ 2018年04月23日 第 19 版）
    改革开放以来，以副省级以上城市及部分省会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发展经历了先抑后扬的“U”型轨迹，过去几年“中心城市的再崛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判断它是昙花一现还是长期趋势，是完善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等级在资源获取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心城市发展较快，不仅占据了城镇体系的顶端，也主导着我国城镇的空间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设立了六大行政区，对大区驻地城市采取中央直辖，到1954年我国撤销了大区设置，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外，其余直辖市转为计划单列市（也称副省级市）。由于政府配置资源时，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获取基础设施、产业项目、转移支付的机会越多，此时中心城市有明显优势，得到快速发展，构成了我国城镇体系的主框架。
    转型期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增长动力的外生性增强，让以内生形成的中心城市及其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发生调整，中心城市的“塔尖垄断”有所松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经历短暂停滞后，我国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加入WTO并深度融入全球化，我国“世界工厂”地位不断巩固。沿海城市在这一波外向型经济增长中更有优势，而中西部中心城市远离全球生产链条的区位劣势在全球化下被放大。外商更倾向于在沿海城市投资，苏州、无锡、东莞、佛山等既靠近大城市，便于获得信息、技术、人才，又有较低的要素成本，外向型制造业迅速发展，这一格局在金融危机前达到顶峰。2007年有6个沿海地级市GDP进入全国前20，为苏州（5）、无锡（9）、佛山（11）、东莞（13）、烟台（19）、唐山（20），而中西部的成都、武汉则从前10降到15位以后。
    中心城市的再崛起，是我国经济持续转型升级成效的阶段性表现。
    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低迷，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沿海制造业城市遇到“天花板”，而中西部中心城市则成为这轮竞争的明星。2017年，重庆、武汉、成都跻身全国前10，长沙（14）、郑州（17）、合肥（25）也增长较快。
    设施和政策持续投入，累积后形成了转化。过去几年，国家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和装备、汽车等产业项目给了中西部中心城市一定倾斜。例如成都成为全国第四大航空枢纽，郑州是全国第一个实现高铁“十”字交叉的城市。尽管起初因效果不佳饱受诟病，但几年后增长效应开始陆续释放，为城市加速崛起提供了基础动力。
    传统优势领域的经济效能开始显现。中西部中心城市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实力强，拥有数量众多的985大学、中科院、国防科工、央企的各类研究所，省和军区医院，文工团、电影厂等。但在过去的经济形态中，这些资源优势形不成发展优势，而转型升级后的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知识、信息、服务的层次、密集度和便捷度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更加显著，中西部中心城市更好地适应了这一变化，比沿海二线城市有优势。
    “省为主体”的竞争策略加速了“崛起”进程。当前省级政府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和资源支配能力，地方竞争主体也有从“市县”向“省份”上行的趋势，这些中心城市拥有较高政治位势，往往可以“举全省之力”，从而形成较大的“杠杆”，表现出比“自我生长”更强的爆发力。在项目选址、政策、实施上，省里主要领导亲自协调、决策，保障了项目进度和效果。
    中心城市的崛起会是一种中长期趋势吗？
    已经崛起的中西部中心城市增长动能正进一步巩固。首先是引起本轮崛起的外生动能逐步内生化。城市经济体量扩大、财力增强后，有更大能力支持重大工程项目、重点产业培育、关键技术研发、引进资助创新团队、扩大产业引导基金规模等，都增强了城市增长的内生力量。其次是城市吸引力、效率和创新能力增强。中西部中心城市更加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链条，如西安三星存储芯片项目是三星电子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郑州的智能手机产量占全球1/7。全球位势提升让城市的开放度、包容度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变大，进一步形成效率和创新的正循环。
    后发人口大省的首位城市,在全省工业化城镇化提速中仍有乘势崛起的可能。从PC端向移动端的产业迭代、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升级、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内陆开放等多重因素，共同促进了武汉、成都、郑州、合肥等这轮中心城市崛起。根据十九大“两步走”愿景，未来我国产业、交通、开放格局将基本稳定，推动新中心城市崛起的因素变少。在没有重大技术变革的情况下，只有少数后发人口大省（常住人口4500万人以上）的首位城市，仍有望依托全省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乘势崛起，如石家庄、南宁、南昌等。
    本土超级民营企业是下一波城市竞争的关键。从我国城市梯队的生命历程及下一波增长的经济形态看，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明显，服务业成长和迭代周期快，超级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快速渗透并引领新的服务行业。在当前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政府债务约束、传统融资渠道受阻、去杠杆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本地成长起来的超级民营企业，不仅是城市融资平台，更是整合资源、吸引高端要素的组织枢纽，在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周转、产业培育、园区打造上的作用不可替代，机制上也比国企有优势，正如腾讯之于深圳、阿里巴巴之于杭州、新希望之于成都、龙湖之于重庆。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城镇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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