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中日关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日抵达日本访问并将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标志着2010年以来因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等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大幅改善。
    日本与中国一样也是经济全球化受益者，本应积极顺应全球化形势提升中日关系。日本成为“成熟的发达国家”后，人口减少、国内市场难以扩张，国内消费虽占GDP60%以上但难以成为经济增长引擎。为其增长提供动力的是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华出口，日企对华投资的收益，也成为维持日本经济稳定及股市健康的“生命线”。就此而言，正因中国汇入全球化潮流，让处于停滞局面的日本获得难能可贵的增长抓手，理论上中日关系本应迎来“黄金发展期”，而非长达8年的冷淡局面。
    但日本领导层对全球化的错误解读使中日关系陷入了停顿。日本对中国崛起的“不忿”以及领土和历史问题，都是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诱因，但根本原因在于日本领导层对全球化意义领悟的滞后。全球化是共赢的全球化，需要各国领导层顺应形势，主动转换外交政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通过做大增量，使其他参与方共同受益。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领导层难以接受“共赢”概念，“独赢”思维占据理念核心，一边通过对华投资等获益良多，一边又想遏制中国发展，结果不但未能实现日本利益的最大化，反而造成资源的无谓耗费。
    除了经济层面，日本也未能深刻体认全球化时代安全的本质变化。全球化时代的安全不仅仅是军事安全，也包括反恐、气候安全、与金融危机有关的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因素。日本有些人将安全狭隘地理解为军事安全，无法摆脱冷战时代思维模式，片面强调外界威胁，甚至制造、渲染威胁。2009年鸠山由纪夫任首相后提出“东亚共同体”概念，但这个契合全球化时代的新理念却受到日本学界、政界大肆挞伐，被批评过于理想主义。其实并非鸠山理想主义，而是日本主流意见过于落后，没领会到在全球化时代，只有通过相互交流、增强互信，进而构筑集体安全框架，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现在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出现转圜契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日本领导层认识到全球化时代中日关系应该向务实、共赢的方向发展。两国应借助李克强总理这次访问，以及《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署40周年的历史契机，巩固双边关系改善的势头，确定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轨道，努力推动中日关系的长治久安。
    首先，加强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仍是稳定政治关系的基础。一直以来，我们把经济关系称作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两国未来应更加重视，让这个压舱石变得更稳固。具体而言，在双边领域，两国在稳定经贸关系的基础上，还应扩大节能、环保、金融、现代医疗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和广度，形成双赢的利益之网;在世界范围内，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在第三国中日有很大合作潜力，为此应协调中日两国的步调，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互利共赢。
    其次，加强在维护全球自贸体系上的合作。中日两国是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的受益者，理应主动维护该体系。两国事实上都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挥舞贸易制裁大棒的受害者。中国已在维护自贸体系方面表明态度，日方虽然希望维护对己有利的自贸体系，但又一直看着美国的脸色，导致态度暧昧不明。中日两国应在维护自贸体系方面加强合作，形成国际性的压力，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中日的共赢，也对世界有利。
    第三，以亚洲新安全观为基础，形成中日关系新的基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提倡以共同安全为前提、综合安全为方向、合作安全为手段、可持续安全为关键。希望日方能理解并接受新安全观理念，放弃既有的冷战思维，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道建设有益于自身的亚洲新安全体系。为此，日方需在领土问题上理解中方立场，通过协商等方式解决问题;在南海等问题上尊重中方立场，避免成为第三方的“马前卒”。
    第四，全球化时代，更应考虑对方国家民众感受。随着各国民众间的人员交流更加紧密，信息交流的频度、速度大幅提升，负面言行很容易通过媒体的传播形成舆论潮流。历史问题之所以对中日关系杀伤力越来越大，一方面因为日本某些政治人物眼光只朝内不朝外，忽视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民众的感受，另一方面，也与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很大关系。因此，要实现中日关系的真正改善与长治久安，不仅需要日本政治人物放眼世界，尊重中国等周边国家民众的需求与感受，同时也要谨言慎行，避免局部因素影响全局。
    只有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和形势，修正中日关系中不适合的地方，才能实现两国关系向着更好方向发展。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