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汇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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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美经贸领域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波及市场信心，引发资本跨境内流动，也可能会使得短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对于经贸关系背后隐藏的汇率风险，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金融体制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5月19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这是双边经贸关系达成的重要成果。毫无疑问，这次双方经贸磋商是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在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方面达成许多共识。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双边经贸规模巨大，有分歧甚至有纠纷并不奇怪，关键是要把双方共同磋商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中美经贸关系中还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其中汇率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经验表明，贸易和货币密不可分，对于在经贸关系中的汇率问题，我们应当始终高度关注。
    （一）
    2017年初很多市场人士都预测，美元会随着美国经济好转和特朗普促增长政策的实施而攀升，但是去年美元却持续走低。在美国经济增长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宏观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特朗普减税政策也得以实施的情况下，美元却长期逆势走弱，自然会引发市场对美元走势和特朗普应对政策的诸多猜测。实际上，关于是强美元还是弱美元，特朗普政府其实是有所摇摆的，比如在他竞选刚开始阶段就多次对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进行猛烈抨击，认为“利率保持在零水平，是因为耶伦显然带有政治倾向，她在做奥巴马希望她做的事情”。这说明特朗普最初并不倾向于弱美元。但到了竞选后期，特朗普在美元的态度上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2017年年初特朗普还未就任就猛烈抨击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国操纵汇率；还认为强势美元“正在要我们的命”，“其他国家借助资金供给与货币贬值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和日本多年在市场上不断诱导货币贬值，美国吃了亏”。目前来看，特朗普似乎倾向于弱美元，很大程度是因为弱美元有利于实施他“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特朗普在美元汇率上的态度之所以不如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坚定，是因为货币问题更加复杂。汇率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关键因素，弱美元既可以提高美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出口、解决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问题，又可以为国内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满足大众阶层的利益诉求，赢得国内选民支持；短期来看，似乎更有利于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实施。但是美元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特朗普政府也必然深知强势货币对维护美元霸权的重要作用。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为了配合其贸易政策倾向于弱美元，但是从长远来看必然要维护其强势美元，巩固美元霸权地位，这才更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这其实也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弱美元有利于美国出口和弥补贸易赤字，但是对维护市场信心不利；强美元有利于美元霸权但却对美国出口不利。如何看待和把握美元的强弱走势，将是特朗普政府关注的重点。当然，特朗普政府干预汇率的空间不是很大，市场力量才是影响汇率波动的关键，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的复苏程度以及市场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才是影响美元走势的重要因素。同时，鉴于美联储有相对的独立性，美国政府很难直接实质性干预汇率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部参与市场来施加影响，在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市场中进行干预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特朗普还是有“货币牌”可以出的，比如在美元过于强势时可以发表看空言论适当抑制，促进本国出口，增加就业岗位；一旦美元过于弱势，再通过舆论手段提高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二）
    汇率波动是双向的，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升值是相对应的。2017年1月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9498，到201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5342。2018年3月2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调升31个基点，报6.2785，连续3日调升，刷新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来新高。2018年3月3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2816，官方收盘价报6.2728，升幅创2017年10月11日以来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呈现稳步上涨态势，截至4月2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达3.23%。在中美经贸关系出现波动后，许多外媒开始担忧中国是否会选择人民币贬值作为应对手段。比如美国外交学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策认为，“如果中国想增加火力，更有可能采取的措施是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这会给特朗普政府振兴美国制造业的目标造成直接打击”。虽然本币贬值可以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但这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长期来看对各国都不利；中国作为多边主义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地支持多边主义，坚持对外开放，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应对当前的贸易争端。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也表示，“我国货币政策重点是关注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服务于实体经济；我国的汇率机制由供需决定，是一个市场决定的机制，它运行良好，未来也会继续良好地运行下去。中国不会以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贸易争端”。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汇率机制改革，随着我国汇率制度的不断完善及相关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机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弱化外部市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发生外溢性时，可以扩大我国货币政策的缓冲空间。总体来看，当前中美经贸领域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波及市场信心，引发资本跨境内流动，也可能会使得短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但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国内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接受程度逐渐加强，人民币汇率水平会保持在相对稳定区间内。
    对于经贸关系背后隐藏的汇率风险，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升级，全面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为重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继续深化金融体制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召开要早于1947—1948年设立的关税总协定的会议，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们看来，货币问题应该先于贸易问题得到解决。如果贸易的竞争环境因为不可预见的汇率波动而完全改变，那么各国就不会愿意承诺削减关税。虽然今天的情形和战后全球经济重建的情况相比差别很大，但仍需要世界主要大国担负起大国重任，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战胜“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