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组织成为协调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方案的重要平台

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普遍面临困境。表现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思潮和行动构成反全球化的基本内容。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对经济前景充满不安全感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且也左右着曾处于全球化进程领导地位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内外政治和经济政策。应对全球化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冲击，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体“抱团取暖”式的合作方案和倡议纷纷出现。仅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覆盖的欧亚、南亚地区内，就出现了不同走向、不同主体、不同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深化经济合作的方案。早在2011年，美国国务院在斯塔尔教授建议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新丝绸之路计划”，旨在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阿富汗后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南亚，乃至东南亚、东亚国家连接起来，利用优势互补推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地区经济发展。尽管这一方案至今仍然时有提起，但美国国务院接手后赋予的地缘政治色彩和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长期难以好转，已难以让相关地区和国家对此保持当初的热情。而到目前为止，机制化程度最高的是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这个组织2010年1月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建立的关税同盟发展起来，2012年宣布形成统一的经济空间，2014年5月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2015年1月起条约生效后又有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两国加入。按条约规定，将于2025年实现区域内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统一市场。虽然“欧亚经济联盟”是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式制度安排，但由于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普遍不高，而且相互间差异较大，加之主导国俄罗斯目前所处的经济困境，一些关键性问题尚难解决。2013年9月由中国领导人提出深化地区合作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不同，主张的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交通、能源、贸易、产能、金融等领域中的合作，提高各相关经济体共同应对危机和风险的能力。目前，恰恰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不具有地缘政治色彩和战略博弈企图而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内得到积极反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和参与，而且纷纷与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相对接。
    在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高于以往的今天，同一地区内出现多种一体化组织、深化合作倡议、联合行动方案本属正常，上合组织空间内也难例外。关键是不同的多边经济活动之间如何做到并行不悖和避免恶性竞争，更理想的前景是实现优势互补和政策对接。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中指出，“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双方将秉持透明、相互尊重、平等、各种一体化机制相互补充、向亚洲和欧洲各有关方开放等原则，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开展合作。”这份政治文件明确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良性互动的关系，也明确下来了使这两个形式与内容均有很大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方案实现对接的平台是上合组织。这是上合组织近年的新使命，与本组织的性质、职能和条件极其吻合。上合组织在经济领域的成就不仅仅在于直接促成或指导完成本区域内具体的多边及双边合作项目，更重要的作用是为所有成员国经济发展和相互间经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与宽松环境。上合组织现任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先生指出，“为了不断提高和改善各成员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条件，基于权力平等的伙伴关系，通过联合行动，促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也要在与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协调立场。”2017年6月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签署的共同宣言中提出，“成员国欢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评价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并愿共同落实，支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国际、地区和国别倡议对接合作。”随着区域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上合组织自身的发展，作为不同区域发展方案和多边经济活动对接平台的使命完全可能长期化、制度化。在2017年的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完成了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组织扩容过程。在这两个带入更加丰富地区差异性的成员加盟后，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区内出现新的发展倡议、方案、路线图也是极有可能的。今年3月，被称作“首届中亚峰会”的中亚国家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晤在阿斯塔纳举行。一些国内外学者将此视为中亚一体化正式启动的标志，中亚版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也仿佛呼之欲出。由此可以看到，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在协调各种经济发展方案和国家倡议实现互动与对接的使命任重道远。
    上合组织是个刚刚成立17年的新型国际合作组织。一方面，全新的合作理念、新型的组织架构、新的成员国关系，蕴含着强大的向心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合作观，也意味着无成熟经验可参照，走在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上，能力和制度都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与以往上合组织担负起的其他区域职能时一样，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成员国的不同利益诉求。组织秉持全新的国际合作理念，成员国建立政治互信关系超越了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差异，同时也包含了国家利益上的不同。在经济合作深化和成员国增多的今天，各国对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也将体现在多边合作的选择上。其次，不容忽视的地缘政治因素。任何一种区域一体化方案均难以摆脱设计者和主导者的地缘政治意图，当不同的地区计划和国家倡议在上合组织空间内同时推进时，出现竞争与博弈也在所难免。第三，各国社会文化认同的差异。上合组织在阿斯塔纳峰会完成扩容后，成员国人口达到世界人口的40%，他们代表着200个以上的民族和族群，使用着超过100种的语言，信奉着10种以上的宗教。历史上的游牧与农耕、佛教与伊斯兰、东方与西方等差异鲜明的社会文化在欧亚地区并存、碰撞，至今的社会文化遗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这些问题和挑战都将是上合组织胜任地区多边经济活动对接平台必须解决和应对的。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在多领域不断深入。这一过程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将会对上合组织空间内相应的多边经济活动协调与对接提供借鉴。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