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 汉莎同盟的启发

    一体化进程持续30多年后，长三角进入了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加速推进的一体化，不仅激发了长三角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期待，也激发了更多企业成为本土独角兽和隐形冠军的梦想。
    在5月29日举行的“2018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上，张江高科原总经理葛培健表示，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目标，就是要以项目化为导向，推进三省一市做“产业合伙人、创新共同体”。从以前区域内充分竞争转向区域协同发展、参与国际竞争随着长三角联动发展越来越密切，人们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模式探讨的视野也更加国际化，例如，汉莎同盟模式就是一个好的启发。
    早在12至17世纪北海、东海沿岸的北德商人为了保证共同的对外经济利益与经商交通安全建立了贸易同盟—汉莎同盟。它是服务于经济贸易的跨城市与地区的城市网络联盟的架构思想。那么汉莎同盟对长三角一体化有什么启发呢？
    汉莎同盟不仅是出于经济与通商的原因，其政治与文化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海北德地区是商人的海运经贸文化，其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历史。这样，最初的商人汉莎同盟发展到后来的城市汉莎同盟；最广阔的时候（14到15世纪），有200多个北欧国家的沿海与内陆城市加入到了汉莎同盟中。
    在这一点上，其同长三角地区有类似之处：一个是北德的海运商贸文化传统，另一个是江南海派文化基础上的经商传统。这使其文化融合与集体认同感成为了经济贸易发展的凝固剂；促使了整个构架扩展延伸到同商贸相关的各个领域。
    长三角地区统一内河航运权为起始
    汉莎同盟最初的驱动力是共同航行，以抵抗来自北海地区其他国家的航海安全扰动。以此为源头，汉莎共同航行同盟逐渐向商业同盟发展，并带动了其上下游的商务沟通—来自盛产原材料，例如，粮食、木材、裘皮等的北俄罗斯作为上游；北德等其他北海地区国家作为商贸及运输中枢作为中游；生产成品的南欧国家作为下游。汉莎同盟在14与15世纪达到了其巅峰阶段，最大的时候有近200个国家加入了汉莎同盟，其核心的作用即商贸中枢。
    这一点可以引荐到长三角一体化的方案中，将长三角发展成连接西部中部内地同东部沿海的商贸中枢。类似于当初的汉莎同盟，这里的西部中部地区作为了盛产原材料的上游地区；经由长三角的商贸中枢角色，将上游的产品带到了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最终成品的下游，从而完成了其桥梁的作用。在这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是其贸易的功能，这一点又符合原本地区的文化特征——长三角一带共同具有的是江南海派文化的特征，自古以来就有重商的文化传统，而汉莎同盟就是在经商贸易的基础上强大起来的。而这一点又赋予了该地区的共同文化认同感，这同汉莎同盟一样，成为其后来强大发展的有利文化基础与凝固剂的角色。在共同的文化理解力与理念基础上，才能够使其顺畅的沟通。
    长三角一体化可以从一个贸易通道的角色出发，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文经济基础，发展城市、进行商业革命与努力创新。通过贸易作为催化剂，来完成一体化的过程。而这个地区的贸易基础从人文、经济、交通、政策等领域，本身就很雄厚。其交通覆盖水陆空，具备成熟的、完善的网络。
    笔者的建议是，从促进完善水路交通开始。以内河航运为例，虽然其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同其他运输方式相比，它的利用率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但是，由于其中存在的障碍，使得这种运输方式尚未被优化。以长三角城市群中航运的两个城市为例：南京、上海，他们同临长江，但是要归属两个省级的航运部门管理，通行的时候，手续的繁杂无疑加大了其作为交通运输途径的难度。笔者的设想是，从设立长三角地区的统一航运权开始，它可以最初由长江内河航运开始。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将这些沿河城市都划归为长三角统一航运权地区，颁发统一的长三角地区水路运输许可与长三角地区靠泊港协议，省却了手续上的麻烦，促进了内河航运业的需求。对于颁发此类许可的机构，我们建议，可以仿效申根国家颁发签证的方式，由成员地区的任意其中一个航运管理部门颁发，有效于整个归属的长三角地区。这样又规避了单独设立政府管理部门所带来的繁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整个长三角地区的融合与一体化。
    当该地区航运业需求加大，业务扩张后，整个长三角地区的角色也会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带动了内地、沿海地区贸易的沟通，其本身的重新定位也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带动整体内地经济。
    利益共同体：经济同盟一体化取代原有类似海外竞争者
    笔者建议，通过架构商务模式实现长三角地区利益共同体。
    具有强烈集体认同感的汉莎同盟可以追溯到文化与经济的两种驱动因素：文化因素不仅仅成为建立汉莎同盟的前提条件，它同样保障了这个机制正常的运行，并进而促进产生了在这两种基础上产生的经贸行为。这个集体认同感的向内向外力量促使经济因素转化为大家期望的结果—即之后稳固的经贸联盟。文化的归属感是凝固剂，它使人观念趋同。
    长三角一带基于集体认同感的语言、共同特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使其经济的互补性显得更加突出。以上面介绍的模式为例：来自内地的原材料经由长三角一带的贸易过程，经由航运业到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加工好的成品，然后出口到海外。在这之前，多半是国外将最后的成品加工环节来完成，之后出口，而这个环节往往是利润最高的部分。现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可以使整个该地区成为区块经济独立体，完全可以取代以往的出口原料、借助外国生产成品的模式，因为它具备了整个商务采集、运输、加工、出口以及各个环节所需技术的所有因素。当这个发展模式成熟后，原有的由东亚以及南亚地区介入经营的商务模式，完全可以由长三角地区自主来完成，因为它们同样具备所需的技术与经贸渠道。它覆盖了很多经济贸易领域，尤其以轻工业生产、出口与贸易为显著。
    笔者建议，通过架构商务模式实现长三角地区利益共同体。拥有区域的共同目标，长三角区域可以加强其整体的经济融合、互补与配合能力，将自己发展成为具备独立性的经济商圈共同体，运用同盟的力量，集体应对来自国外的竞争与商业扰动，并且共同开拓新的经济发展潜在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汉莎同盟与长三角一体化地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同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它将各个区域之间的共同利益架构起来，保障了其共同的发展与增长，并且在遇到问题与争端的时候，以区域利益为争取的目标，追求区域利益为经济斡旋。它真正实现了以区域为一个声音说话，并超越了原有的地域限制，但是又不失原有的区域政治模式。
    从承担国际产业商贸开始做开拓新市场的先锋
    汉莎同盟的国际商贸促进了产品创新与市场本身的创新。同盟的商人自己不生产新产品，而是将新产品推广到市场上。他们经营的产品不仅来自于附近的区域，也又很多来自地处遥远的地域。其贸易架构模式使得交换地域距离远地区的产品成为可能。而汉莎同盟最初衷也是商务贸易，它的繁荣离不开开拓新的市场。
    汉莎同盟最初为稳固其发展的时候，还改善了道路等基础设施，因为它要完成来自很远区域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它以产品创新与市场创新为前提条件，交换的是跨越欧洲的特产。
    当利益共同体的模式完善后，长三角地区就取代原来东亚、南亚的角色，直接同国际市场沟通。获得直接同国际市场沟通的途径，更会促进产品创新与市场创新。长三角地区要立足于国际商贸，区别于汉莎同盟的是，这里的商务贸易不是纯粹的商品交换，而是同生产商品共同架构的产业商务贸易，因为该地域的生产产业十分发达，基础雄厚。以上海、南京地区为例，这些城市具备雄厚的工业产业基础，尤其是轻工业；交通网络发达；科研技术水平领先，人才济济；基础设施完善；经商环境优越；法务与投资政策优越；对外沟通与贸易基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而且周边的配套产业齐全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长三角地区成为开拓新市场的先锋。
    以第一部分提及的内河航运为例，海运的核心技术相当一部分在长三角城市一带。开拓国际产业商贸，物流是核心因素，而该地区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内河与沿海航运。所有这些，都成为了长三角一带开拓新市场、创新新产品等的手中王牌。
    （作者为同济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