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富:引资40年,探索的底色够闪亮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我国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很有意义。
“早期探索”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积极支持利用外资。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从1979年7月起我国陆续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等文件,为营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奠定了法律基础。
吸收国际上自由贸易和出口加工区等有益经验,我国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包括1980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大连等十四个沿海城市及海南岛特区,和1985年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
不怕走泥泞的道路,探索的底色才足够闪亮。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特区或开发区得到迅猛发展,极大推动了全国经济建设。1979-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250.58亿美元。
“继续发展”阶段。面对国内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思潮,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了要“积极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我国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等文件,对外商投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项目做出明确规定。
从1993年起,我国利用外资出现了一个新浪潮,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第二。截至2002年4月,实际利用外资4093亿美元。
“与国际接轨”阶段。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报告要求“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为适应入世、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形势,我国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法规,比如《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
2002-2007年,我国利用外资再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实际使用外资达3952.09亿美元,更多的外资投向了高新科技和环保产业以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2008-2011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的速度放缓,结构有所变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传统要素优势逐渐弱化和传统产业投资几近饱和使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着较多挑战。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决定“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今年6月通过的《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提出了六个方面具体措施。
我国引资情况明显好转,经历了从“来者不拒”到“择善而从”的转变。2017年,我国吸引外资创历史新高,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第二。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实践是最硬的标准。40年来,我国的利用外资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不忘探索之初心,赓续探索之智慧。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我国仍将打开开放的大门,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以“清新空气”吸引更多外资。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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