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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作主题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闫琪/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其旗下的期刊，带领创造了一个很好的风气，就是探索如何树立我们中国人的自信，树立中国经济学的自信，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当中取得进展，而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他人的经验。
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始于20世纪初。经济学学科设立之初，基本是按照西学经济学学科设立的。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缺乏自信的，刚开始照着西方的来，1950年代以后照着苏联的来。一句话，我们缺乏自信。我们缺乏自信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落后。经过长期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得到很多发展，取得很多宝贵经验，这个发展过程支撑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包括经济学的教学。
下面我就释放消费力、转变新动能谈点看法，作为交流，求教于各位。
释放消费力，提高发展质量，是以消费为主还是以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这里有个增长方式问题，更要紧的是增长机制。是主要靠政府，还是主要靠市场？如果是以消费需求拉动，特别是居民消费拉动，客观上它只能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带动增长。以投资驱动为主拉动经济增长，容易导致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动力驱动经济增长。
转变增长新动能，提高发展质量，转变发展方式，目前主要是释放涵养消费力，使消费成为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个问题，体现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对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根本转变的某种选择，或者某种改革深化的判断。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消费力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基础是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水平。现在中国人均GDP按汇率折算已经到了8800多美元，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进入了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了。从8000美元到12000美元，是中国平均数稍往上的水平，现在大概4亿多人，大概占中国总人口的30%。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形成了“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这4亿多人，形成高于平均收入的社会力量，很可能构成我们消费持续增长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当然我们也看到，有57%的人收入低于6000美元，相对来说低于平均水平，而且显著低于平均水平以下。这是另一个问题，即分配结构问题。
有数据表明，中国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力过了18万亿元，今年全年国内内需消费能力有望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内需消费市场。这至少表明，中国消费市场内需的绝对规模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现在基于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这就为我们在新常态、新条件下，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能，从过去长期靠投资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从今年上半年数据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在78%以上，比资本形成对增长的贡献高出40%多。这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一种客观趋势。这是我们具备的一定的发展条件。
但是进一步说，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还远不尽人意，还有很多被束缚的地方。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相关，而可支配收入与GDP高度相关。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首先，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大概是45%左右。一般国家该比重差不多在50%以上。可支配收入向消费的转化，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这就抑制了我们消费应有的增长。同时，储蓄比例偏高，高于世界一般水平，也在45%以上，显著高于其他一般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在20%左右）。当然，中国储蓄率高，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但动态地看，居民部门，即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增长速度是持续上升的。这最终又进一步抑制了可能达到的消费的彰显。
在这些因素的一系列作用下，致使消费需求增长速度落后于名义GDP增长速度。消费需求大概在14%多一点，名义GDP大概在16%左右。居民名义增长速度略高一点，把政府的消费剔除掉后，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仍然落后于名义GDP增长速度（个别年份可能高一点）。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消费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还是有着不适应。
如何进一步释放消费？相关政策和体制的调整空间很大。从财政政策看，我们知道，中国间接税很大，最后全加到消费者身上。就是说，谁最后消费，谁承担前面一系列流转环节的税。这就遏制了消费。这不仅是间接的重价流转税，消费课税约占我国税收总量65%左右，比一般发达国家要高得多（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31%）。消费税中，97%是对一般商品的消费；对奢侈品的消费占3%（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35%），这又远远低于世界一般水平。从财税来说，主要是重价的流转税，它会加到消费者头上，而且主要加在一般消费者或大众消费者头上，这无形中就抑制了消费力的释放。
从货币政策来看，货币政策对不同消费者的影响不同。对于不同收入的家庭，通货膨胀对消费力的影响是不对称的。通货膨胀对高收入家庭影响较小，对低收入家庭影响较大。通胀的影响在城乡之间也不对称。这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很多。而产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都会抑制消费，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来调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的工作，说来说去就是两件事：一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就是发展。另一个就是如何把蛋糕分好，就是要有公平协调。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做好收入分配问题，使消费确确实实能够和经济发展相适应，进一步释放我们的消费力，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需要切切实实从发展角度，推动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
（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根据其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主题演讲“提升消费力 转换新动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