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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东:中国绝非全球化的天然受益者

http://www.newdu.com 2019/2/28 环球时报 黄树东 参加讨论

    当“后工业化”一时成为风潮,“第三产业”和“金融创新”成为一些人吸引资金的风口,研制自主芯片的艰难也让国人看到中国经济暴露出来的短板和风险。
    必须承认,通过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经济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活力。但市场与计划一样都存在短板和风险。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秘诀”就是开放带来的巨大市场,同时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天然受益者。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过去几十年对外开放和投身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其实遇到过许多由此带来的问题和风险,我们是在凭借智慧、决心、勇气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平稳提升。
    在解决问题、积累实力后,中国又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面对遇到的新问题、新风险。这种螺旋式的上升,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并非迫于外部的压力,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希望国家变得更好”才能带来那份决心和勇气,直面新的问题和风险。
    管控开放中的新风险
    工业革命以后,大国崛起都要争夺海外市场,甚至为了海外市场而大打出手。为什么?因为生产过剩,必须有海外市场。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崛起过程中,不断大幅度开放自己市场的国家。我们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中国领导人的多次坚定表态,已经表明我们不会停滞开放的脚步。而这也需要管控好开放中的新风险,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未来几年我们的制造业将更加开放,外资将来可以独立设厂。在看到由此带来种种机遇的同时,也要思考它可能给我们产业进步带来的一些压力。思考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进一步开放,笔者认为,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更好地管理下面这些风险:
    其一,国外芯片商可直接在中国开工厂,以更加低廉的本土价格进行竞争,给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的起步带来更多的困难。
    其二,西方高科技产品由于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有着非常丰厚的利润。为了维持在高价值产业的垄断地位,在中国开厂后,它们会用更高的薪水吸纳中国优秀的科研人才。这可能导致我们自主创新人才的流失。
    其三,实力强大的外企可能在中国踊跃收购自主创新的企业,甚至是恶意收购中国的自主品牌、民族品牌,减少自己的竞争对手。
    其四,在制造业完全开放以后,中外合资企业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外方寻求独资,会让中方在合资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完全开放制造业市场后,由于外资市场占有率的上升,中国政府组织市场、克服市场短板、支持自主创新、进行供给侧管理的能力会不会下降?
    全球化中的经济安全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风险也是存在的。这提醒我们,经济发展要讲政治,而这个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
    全球化是当今潮流,它让更多国家经济、技术发展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过,推进全球化也不能轻视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建立在依赖其他国家核心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化可能存在隐忧,需要警惕。
    如今,西方一些全球化模型讨论的是:在没有民族国家、没有国家利益与矛盾、没有国家间竞争的抽象试验室里,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价值链配置的可能趋势。但国家的基本关系就是利益矛盾,这也是美国从立国以来的基本原则。汉密尔顿在200多年以前就讲过,没有经济独立和技术独立,就没有完全的政治独立。这一直是美国的一条戒律。
    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希望和追求全球资源和价值链配置;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无法把国家利益、国家矛盾从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型中拿掉的。在坚持全球化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不同国家的利益和矛盾放回模型中去。让全球化模型客观准确地反映我们所处的世界,还原真实的世界。
    中国既需要全球化,也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控制好全球化的风险,我们就能更好地运用全球化。
    牢牢掌握“国之重器”
    观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如同一部游戏中,只有不断闯关、升级,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对外开放与推动全球化,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
    未来,我们要防止发达国家利用我们的大幅度开放,让其过剩产品大规模流入中国,加剧中国自己的过剩,影响中国自己的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其实,美国政府干预技术和产业进步的方式非常多。比如,直接介入、大规模补贴、直接注入资金和资源、政府采购、市场保护。特别是后面两者,非常重要,它可以逐步让自主技术形成市场规模。一旦形成了市场规模,它就可以用利润推动科研、推动技术和产品的进步,逐步做大做强。
    我们需要管理开放和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笔者认为:首先,要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放在市场原则和全球化原则的基础之上。
    其次,要下决心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核心技术这些“国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次,开放的政策设计要避免简单地追求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企业可以这样,但国家不能这样。中国领导人强调“国之重器”,就是国家要突破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实现我们的产业和技术升级。
    WTO总章程的第21条是关于“安全豁免”,即当外国竞争者危害了我们的安全时,我们可以采取非市场手段。我们可以利用WTO的规则,推动开放和全球化健康发展。从机构、法律法规和程序上,对接这个安全条款。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建设,在某些市场主体对国家的安全包括国防造成潜在或可能的威胁时(甚至是低概率的可能),这套制度会自动生效。
    我们相信,中国有管控种种风险的预案。开放是历史的潮流,管理好相应的风险,我们就能更好更大地开放。
        (作者是旅美学者,新著《制度与繁荣》一书对本文观点有更详细论述)

Tags:黄树东,中国绝非全球化的天然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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