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宏观稳定下如何推动高质量转型？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研究员
    12月9日，中国社科院2020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研究员在会上表示，逆周期调节以来，宏观“六稳”政策起到了积极效果，使得季度增速波动率大幅下降。尽管中国经济减速，但通过稳定化的政策，已经达到了降低波动的目的，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或者说转向高质量增长还没有完成。
    张平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宏观不稳定，而是宏观稳定下如何推动高质量转型，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短期政策的讨论，对长期政策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张平强调，靠地产和基建，虽然能够稳定经济，但还难以托起经济转型的任务，转型必须靠产业两大主体：一是工业如何创新获得高利润，二是如何通过服务业新的改革开放，打开科教文卫体等高端服务业的空间，使服务业效率提升。
    张平表示，此前中国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并非没有代价，每一次稳定都以债务提升作为成本，稳增长导致地方政府和居民负债率的上升。地方政府端，支出责任较高，而其获得税收的能力偏弱，导致一方面债务高企，多项研究估算，隐性债务规模在60万亿元左右，另一方面收入还弥补不了支出。而此前地方政府承担了稳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责任，未来基建支出遭遇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负债的门槛。居民端，居民净储蓄占GDP的比重已从高峰时的60%，下降到20%、30%了，居民负债水平的提高，使其支出能力越下降，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也在逐步下降，未来靠房地产来稳定经济，遇到了居民负债上升和收入增速下降的门槛。
    张平认为，“双门槛”会影响到未来经济增长，如果现在不能在产业部门上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改革，推动制造业创新和服务业放开，让更多的服务业效率提升，中国经济核心收益的获取能力将会下降，不仅仅要做短期政策的讨论，而且对长期政策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张平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是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形成的。长期以来，中国货币发行以外汇占款为基础，但目前中美贸易争端下，外汇占款下降，货币体制需要改革，要基于城市化而不是基于开放的工业化改革货币发行方式。财政体制也是基于出口工业化体制，最主要的税收是工业部门的增值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大量公共债务、公共福利支出与从产业部门获得的税收越来越不匹配，财税体制也要相应改革。此外，产业政策也需要从干预性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产业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发挥它的活力而转向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