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合作抗击疫情共促经济恢复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卫思谕）近日，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表示，2020年人类经历了罕见的大疫灾。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之中。得益于大规模纾困和刺激政策，加上疫苗研发出现积极进展，主要经济体的衰退已有所减缓，经济开始逐渐恢复，但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影响已有所显露。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全球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国际经济治理变革的紧迫性日益增大。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当前，国内外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具有突出的紧迫性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瑶琪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金融、社会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各国努力探寻复苏之路，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但至今部分国家的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恢复面临重重压力。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保护主义上升。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复苏前景、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效果、可能存在的风险等值得高度关注。在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挑战之际，世界各国需要携手共进，共克时艰，共创美好未来。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围绕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在全球单边主义影响下，加上受到疫情冲击，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受到严重挫折，但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亚太次区域和各国双边合作健康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抓住历史机遇，努力化解新挑战，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十四五”期间金融工作重点需要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1）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2）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3）大力发展资本市场、4）提高中国现代金融的技术管理水平、5）提高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Barry Eichengreen就后疫情时期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情况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违约并没有像原先有研究预测的那样严重。这可能主要是因为：1）非洲地区受到的疫情影响并不很大；加上2）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对整体经济下滑产生了抑制作用。单就资金流而言，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也致使资金很快流入到新兴市场。上次全球金融危机后资金回流到新兴市场用了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由此基本可以预见，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将不会过于漫长。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的主旨演讲主题是中国需要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首先回顾了最近三年中国GDP的增速变化，描述了疫情冲击后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恢复，具体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恢复中的不同表现。接着，他表示，GDP低速增长、财政收入萎缩、就业创造减少等变量之间存在恶性循环。他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需要更具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需要继续推进体制性和结构性改革。同时他提到，这些也会有助于改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环境与效果。最后，他还提到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并期待下一阶段宏观经济管理中，政府更加注重刺激总需求，同时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论坛随后举行了三场圆桌讨论。 
    第一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金融风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从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式、企业经营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制定等方面，分析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前景。他表示，未来数字金融发展空间很大。关于后疫情时期潜在的金融风险，他尤其提到要谨防政策常态化可能带来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等方面。同时，他也分析了此次危机和十年前金融危机的区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介绍了IMF的经济展望报告。他说，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深远的损失，抗疫仍然是目前的首要任务，各经济体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所不同，各国不要急于退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要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合作。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而言，他认为中国经济体呈现出独到之处。 
    东北亚经济研究所所长、原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Masahiro Kawai介绍了后疫情时期日本经济的恢复及其面临的挑战，并从政府债务占比趋势、GDP构成变化、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发展、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分析。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战略师黄海洲基于双循环与双资本的视角，讨论了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并从中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驱动力、投资者结构、家户资产配置的转变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韩国庆熙大学兼职教授YunjongWang探讨了1）如何评价疫情应对的全球努力、2）疫情防控及其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影响、3）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中长期风险、4）后疫情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风险，以及5）如何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等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分析了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并从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调整趋势、大数据对供应链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他表示，疫情后，中国将通过推动双循环战略，构建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 
    第二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扩大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金融开放问题。他表示，人民币汇率会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家布局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很好的价格信号。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讨论了金融开放的四个维度，即1）金融市场开放、2）取消金融机构外资投资股权比例限制、3）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和4）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不对称性，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应放在最后一步，要做好前瞻性的风险防范预案。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特征。她认为，贸易计价会改变贸易联系，而贸易联系也会影响计价货币使用。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认为，跨境支付系统分为资金的流动和信息的流动，改进跨境支付系统有助于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他认为，数字人民币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改进跨境贸易结算的某些中间环节，从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目前对跨境投融资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谭小芬表示，扩大对外金融开放，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对我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促进金融行业实现精细化和专业化。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可持续金融研究中心主任UlrichVolz讨论了各国央行正在尝试启动的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及其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重要性，进而分析了数字人民币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他认为，区域链网络的搭建，将有助于人民币跨境结算，以及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储存功能性。 
    第三场圆桌讨论主题为“后疫情时期的国际经济格局展望及影响”。
        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贾庆国主要讨论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重点分析了1）全球两极分化、2）发达国家内部结构性问题及其外部化，以及3）网络与5G信息时代等变化。他认为，全球治理主要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加强合作，要积极引领和推动国际合作。 
    中国社科院全球与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讨论了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些高科技行业可能会“去中国化”，而同时面向中国市场的经济合作又会加大。就亚洲价值链而言，这两种现象可能同时出现。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的StephanyGriffith-Jones教授介绍了开发性银行在公共政策中的逆周期作用，表示要进一步提高开发性银行的效率。同时，他认为，未来中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大国角色与规模效应，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开发性银行的功能。 
    南开大学副教授刘程分享了他和南开大学前副校长佟家栋的合作研究。他们主要探讨了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稳定的“新三元困境”，即1）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职能和3）美国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认为这三个目标必须放弃一个。他们认为，从短期来看，市场需要比较全面的监管转型，从以银行为基础的监管转向市场监管；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货币等级的金字塔需要重构，需要新型的国际货币体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主要谈了中美经贸关系。他强调，未来中美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将趋向平衡，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上升，同时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也对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张礼卿从长期和中短期角度对美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负增长，美国政府和货币当局采取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应对，这些导致美元指数持续走低，并将削弱美元的长期霸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美元弱势状态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