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怀国：初识乌克兰

    作者：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说明：此文原为2014年初应《经济学家茶座》之邀而作，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刊发；近日，乌克兰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特推送8年前所撰小文，一字未改，望能提供些许背景材料〕
    对于乌克兰，长期以来笔者关注不多。去岁初秋，应乌克兰科学院邀请，笔者曾与中国社科院同事，赴乌做短暂停留。虽来去匆匆，接触面有限，但行前“功课”与实地观感，对乌克兰总算有了初步印象。春节前后，乌局势再现动荡，未免勾起些许回忆，摘记一二，是有此文。
    一、沉重的历史
    谈起乌克兰，总有一种沉重感。这是一片矿藏丰富、土质肥沃却又强邻环伺的土地。乌克兰矿产资源丰富，以全球0.4%的陆地面积拥有全球5%的矿藏储量，雄踞欧洲首位；土地肥沃，曾是前苏联乃至欧洲的大粮仓，一度生产了前苏联25%的粮食、50%的肉类和60%的食糖。这是乌克兰人的幸运。然而不幸的是，肥沃黑土地和丰富矿藏的四周，一直以来却是“强邻”环伺：在不同历史时期，东部强悍的亚洲游牧民族、西南部（或南部）的拜占庭帝国或奥斯曼帝国、西部（或西北部）的“波兰－立陶宛”或奥匈帝国等中东欧国家、北部（或东北部）的俄罗斯等，先后占据或觊觎着这片土地。直至前苏联解体，乌克兰才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在乌克兰这片土地上，最先兴起的是“基辅罗斯”，它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共同记忆。基辅罗斯诞生于9世纪60年代，全盛于弗拉基米尔一世（Volodymyr I，958-1015年，又称“弗拉基米尔大帝”）和雅罗斯拉夫一世（Yaroslav I, 978-1054年，被誉为“贤者雅罗斯拉夫”）这对父子时代：弗拉基米尔大帝于987迎娶拜占庭公主、988年皈依基督教，确立了罗斯归于基督而非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并建成了欧洲最大、东欧最强的国家；而作为“欧洲的岳父”，贤者雅罗斯拉夫不仅与儿子们分别迎娶了瑞典、波兰和拜占庭公主，而且把自己的女儿们分别嫁给了挪威、匈牙利和法国国王，进一步加强了罗斯同欧洲各国的联系。13世纪30年代，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Batu）攻城略地，“基辅罗斯”土崩瓦解，乌克兰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归入“金帐汗国”（或后来的“克里米亚汗国”），西部乌克兰则渐次归于波兰－立陶宛，乌克兰成为欧洲基督世界、亚洲游牧部落和伊斯兰世界的犬牙交错前沿。在反抗波兰－立陶宛统治的哥萨克起义中，赫梅利尼茨基（Khmelnytsky，1596-1657年）求助于俄罗斯，1654年与俄罗斯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而波俄战争的结果，则是《安德鲁索沃条约》（1667年），乌克兰从此一分为二：东乌克兰（左岸）归于俄罗斯、西乌克兰（右岸）归于波兰。此后，尽管俄罗斯势力不断西移，但始终难以囊括乌克兰全境。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乌克兰全境；1944年，随着前苏联红军节节胜利，乌克兰全部领土最终归于前苏联。
    数百年的东西分裂，在乌克兰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西乌克兰在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更接近其中东欧“邻居”，东乌克兰则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部的利沃夫和东部的哈尔科夫可分别视为典型）。此外，乌克兰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此即克里米亚（如今因雅尔塔和黑海舰队而闻名）：原为鞑靼人的地盘，曾是游牧民族和伊斯兰世界劫掠斯拉夫人的大本营、俄罗斯与伊斯兰乃至西欧诸强争锋的前沿；1944年前苏联从纳粹德国手中收复后，作为对当地鞑靼人二战期间同德国合作的惩罚，所有鞑靼人被流放到中亚地区，并迁入了大量俄罗斯人；1954年，为纪念《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署300周年，前苏联将克里米亚送与乌克兰（生于乌克兰的赫鲁晓夫曾任乌克兰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曾任某州委书记）；前苏联解体后，大多数鞑靼人重回故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乌克兰、西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不同历史渊源，是我们理解当今乌克兰内政外交等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不论是乌克兰的独立、转轨过程，还是对欧盟和俄罗斯的态度，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影响。例如，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支持乌克兰独立的民众，西部为97%、东部为88%，而克里米亚仅为54%。
    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一直走得很曲折。1848年之后，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向东蔓延之时（近现代欧洲之大事，对现代社会影响深远，如梁启超于1902年首提“中华民族”之说，一战后东欧各民族独立国家等），不少人甚至质疑乌克兰究竟是不是一个独立民族、乌克兰语到底是不是一种独立语言。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乌克兰不过是一个生活着波兰地主、罗马尼亚地主、犹太商人或德语商人、文盲农民（本地人）的地方，乌克兰语不过是一种俄罗斯方言，是文盲农民使用的一种土话，所谓乌克兰民族纯属子虚乌有、没事找事。在乌克兰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中，有两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塔拉斯·舍甫琴科（Shevchenko，1814-1861年）不仅为现代乌克兰语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大量诗歌和文艺作品表明，乌克兰语不仅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俄罗斯土语，而且是可以写出优美诗词的、高雅的、独立的语言；米哈伊洛·格鲁舍夫斯基（Hrushevsky，1866-1934年，利沃夫大学首任乌克兰史教授，1918年曾任短命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统）则通过大部头的《乌克兰－罗斯史》表明，乌克兰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独立民族。如今，他们仍然是乌克兰人心中的英雄，100元和50元纸币上分别印有他们的头像（1元、2元和5元纸币则分别为弗拉基米尔大帝、贤者雅罗斯拉夫和赫梅利尼茨基）。
    二、艰难的转轨
    前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历史上的乌克兰属于农业大国，前苏联时期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过程，并成为前苏联严密计划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尤其是东乌克兰地区（如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前苏联时期不仅投资建设了大量重工业设施，而且伴随着工业项目移入了大量俄罗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转轨伊始，前苏联时期形成的紧密产业联系一下子断掉了；不仅如此，乌克兰矿产资源丰富，但能源资源却严重不足：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约80%依赖进口、尤其是从俄罗斯的进口。东乌克兰的历史文化传统加上现实的经济利益，难怪如今的东乌克兰人总是希望向俄罗斯靠拢。西乌克兰则与之不同，一方面，其工业化程度及其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远远不及东部地区；另一方面，有点像中国农村地区，外出打工是其重要收入来源，而打工地主要是在西部欧盟国家，在感情上和经济利益等方面自然更亲近欧盟。
    一个国家，如果生活着两类群体，他们人数和影响力大致差不多，但历史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却截然不同，那么，在斯密所言的“设身处地”思维模式和曼德拉式胸怀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往往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往往会导致社会纷争甚至政局动荡、而非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不仅如此，经济转轨和系统的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再分配，势均力敌的政治纷扰往往会导致执政当局为迎合选民（尤其是中间选民），更关注眼前的再分配而非长期的效率，甚至导致超出经济发展水平的福利竞赛。在这个方面，乌克兰不仅难以脱俗，而且再次树立了“典型”。实际情况甚至更糟：系统的制度构建和合法的改革屡屡受阻于政治纷扰，就为非法的腐败敞开了大门；而“沙子”成为“润滑剂”，尽管可以维持机器的运转，但必然以整部机器的快速磨损为代价。
    简言之，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的断裂、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大幅提价、政治纷争导致的经济转轨中“系统性制度供给”的不足等，令乌克兰的经济转轨显得异常艰难，甚至被视为经济转轨的负面典型：按照乌克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其1999年的GDP仅相当于1990年的40.8%；人均GDP则由1990年的1569美元降至1999年的635美元（世界银行）。进入21世纪后，乌克兰经济渐有起色，人均GDP一度升至2008年的3891美元。不幸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而乌克兰偏偏在这一年加入WTO，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下降和加入WTO后的进口品竞争（一些刚刚起步的产业基本是被灭了）为乌克兰经济带来了双重压力（有点像18世纪中后期的法国），迄今仍没有完全走出困境。此外，正如前文分析，强邻环伺下的民族独立相当不易，但如何在“强邻环伺”中发展壮大自己，乌克兰似乎并没有审慎的思考和长远的考量：访乌期间，我们发现乌克兰科学院的同行，对加入欧盟有着过于热切的期望（甚至视之为“万能药”），对于可能出现的困难则明显估计不足，如东西部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诉求、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和俄罗斯的态度、加入欧盟后的新挑战（如技术标准、财政纪律、产业联系）等。
    三、市场意识“把脉”
    虽有历史包袱，但乌克兰仍有优势，包括它的丰富资源和强大科技实力（如军工），如拥有四万多人的乌克兰科学院就是一个庞大得令人震撼的科研机构。个人感觉，乌克兰经济转轨绩效之所以如此差强人意，在某种程度上同人们的市场意识存在不足有关：传统农业社会本已先天不足，长期的计划经济更令整个社会对现代市场经济竟是如此陌生！
    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市场经济以普遍的、自愿互惠的市场交易为特征（《国富论》）。自愿互惠交易能够得以普遍地发生，一方面，人们要“自利”（如此才有“激励”），另一方面，要能够“设身处地”、尊重并理解对方的利益（如此才有“可能”），进而形成彼此互惠的、“合宜”的交易行为，并使得“合宜”渐次成为所有人的一种“自觉”（《道德情操论》）。换句话说，现代市场经济，必以“自利”为出发点、以“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为落脚点，并最终体现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一再强调的“合宜”或“得体”（斯密用的是“Propriety”）。从某种程度上讲，“合宜度”可以成为我们判断一个地区市场发育程度和人们市场经济意识的有用参考。
    譬如，香港是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笔者在此生活期间曾对斯密所强调的“合宜”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合宜”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不仅在市场交易行为中，而且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公务函件、商务会谈，时间、节奏、用词等，拿捏得几乎是恰到好处。消费场所，比如去银行或商场，很少有人打扰你，而一旦举目求助，立即会有职员过来帮助，几乎每次都非常精准；外出就餐（如街边小餐馆），我们一般会留下硬币作为小费，不给不“合宜”，给多了也不“合宜”。而在中国内地偏远地区，碰到的情形往往是：不是“过”了，就是“缺”了，过分的热情或“好心”也会造成一种负担，都是对“合宜”的偏离。
    以此观之，感觉乌克兰差距甚大，偶有目瞪口呆之时。譬如，周六中午抵达基辅，笔者拟到银行兑换一点现金，去了几家银行均是周末休息；显然，乌银行更多地是出于自身方便，同国内商家“客户虐我千万遍，我待客户如初恋”（试看垃圾短信满天飞）一样，并非“合宜”，甚至还不如后者（国内商家至少满足“激励”条件）。再比如我们与乌克兰科学院同行的交流，可称得上“节俭办会”的典型——唯一的开支应该是会议室里那盏惨淡的灯——双方十余人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名副其实的“干”聊：既没有提供矿泉水、凉水，也不知道哪里有水龙头，可谓嗓子冒烟；交流期间，他们的关注点是“我想干什么”，对于“你们是什么”、“你们关心什么”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当然更懒得问你们怎么来、怎么走之类的鸡毛蒜皮了。个人判断，不是态度问题，而是水平问题：他们脑子里也许根本就没有此类东西：在国内，此类长时间交流，至少会在见面时问一句“要不要给你倒杯水”（即使纯属客套），告别时顺便提醒一下“出门右转800米有地铁”，云云。
    四、市民生活
    尽管有着历史包袱和现实困难，但乌克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个人感觉，基辅的物价水平同北京相若或略高（如10%），但普通市民的收入水平却明显低于北京市民（低一半到三分之一的样子）。不过，由于转轨之初，按照住宅私有化方案，每位市民都能免费获得20平米的住房，其住房压力相对较小。故大致而言上，基辅市民的生活压力，应该比北京“有房族”（且无贷款压力）大一些，但比无房（或新近贷款买房）市民应该小很多，整体而言则不好说。
    当然，生活质量或“幸福感”，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且同主观感受有关。同我们相比，乌克兰人似乎比较“心静”。譬如过马路（无红绿灯的小路口），只要有行人，机动车早早就会停下来：既不会“躁动”，又不会示意路人先行，而是安静地呆在那里，似乎一切与他无关——你爱走不走，反正我没事，你啥时走了再说；反之，北京乃至中国多数城市，却流行一个新名词——“路怒”（绿灯放行，起步稍慢几秒，喇叭声立马一片）。再比如吃饭，我们排队时经常会因语言等问题略慢，排在后面的人却似乎无所谓：既不会东张西望“作心烦状”，又不会摆弄随身物品“作无聊状”，而似乎一切淡然，你爱折腾多久就折腾多久。反观我们，大部分人都火急火燎的，穷人富人、官员百姓、成功者失意者等等，各有“万千烦恼丝”，多数人的内心都比较“闹腾”甚至“焦虑”，影响了生活品质。在笔者看来，人的一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个体的生存（吃饱饭，对多数人已不成问题，且所费有限），二是作为社会成员的“社会化”存在方式（彼此尊重、行为合宜，成本可以很低，譬如说声“您好”、“谢谢”等等）；许多的闹腾与折腾，其实是过于纠缠于人生的细枝末梢、孜孜以求之事或许并非人生之必需——静下心来，人生原不必如此闹腾！
    或与之有关，乌克兰人相对简单质朴。譬如食物，奶油就是奶油、面包飘着麦香，不像我们过于追求“色香味”和附加属性，多数食物难以尝其本味，偶尔还会出现“安全”问题（如苏丹红、三聚氰胺等）。另外，人们常说乌克兰出美女，走在基辅街头确实常有“眼前一亮”之时：历史上多民族犬牙交错和交融汇聚（目前有100多个民族），欧洲人的五官（立体感）、伊斯兰人的瘦削、亚洲人的皮肤（光洁有弹性），加上大方得体、质朴实用的服饰，常能组合出养眼的身影（参见附图“乌克兰新娘”）。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很美，绿树成荫，空气清新。一句话，普通老百姓就是“过日子”：尽管收入水平不高，但若内心平静、人生淡然，那么，只要有地方住、有放心的食品吃，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偶有美女从身边飘过，这样的人生，其品质也许未必太低，至少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不堪。
    2014年3月5日·北京
    
     乌克兰新娘      胡怀国摄于2013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