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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通过对“新熊彼特增长模型”进行改进，在理论上探讨进口竞争之下企业的创新意愿，引出了与两类“企业异质性”相关的假说。基于这一框架，运用世界银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来自中国的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借助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进口所引起的竞争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不同。有品牌、得到ISO认证、出口型、外资占主导或者技术水平高的“先进”企业的创新意愿得到强化，或者只受到较小的负面影响，而不具备这些特征的“落后”企业创新意愿有较大削弱。这种“奖优罚劣”的效应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所引起的竞争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从而成为泰国经济“向上提升”的良性力量。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与最终品相比，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强烈。
关键词：进口竞争/企业异质性/创新溢出作者简介：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一、引言
中国经济崛起的全球性影响正成为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所谓“中国效应”（China effect）的文献也因此产生。这些研究特别关注了中国出口扩张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一是从数量角度考察了中国出口对其他国家出口的“挤出”或“挤入”效应。部分学者借助显示性比较优势、出口相似度等指标进行国际比较，更多的研究则是运用引力模型或者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严格的实证分析，但结果往往并不支持简单的“挤出”和“挤入”，而取决于所讨论的国家、产业和产品具体是什么。①二是从价格角度探讨了中国出口对特定国家物价或出口价格的影响。Weinstein和Broda对日本的实证研究表明，所谓“中国出口了通货紧缩”的观点并不成立，把日本物价持续走低归咎于中国出口的低廉价格，主要是错误使用价格指数所致。②傅晓岚等对美国、欧盟、日本市场上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价格的打压效应（depression effect）在不同部门、不同目的市场以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③
数量和价格是评价“中国效应”最直接的视角，但仅有它们还远远不够。④实际上，决定经济成长的长期性因素是创新，如果有关国家在中国竞争压力之下加快了创新的步伐，即使它们的出口数量和价格在短期内有所下跌，中国仍不失为一支良性的外部力量。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即来自中国的产品输入对进口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就政策而言，关注点向创新转移，可以促使国际社会以更为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导有关国家着眼于整体和长期的利益，而非局部和短期的利益。从文献角度来看，有关中国出口扩张的创新效应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Monfort等对比利时的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所引起的竞争促进了该国纺织业的创新。在实证分析中，他们用加入WTO和多边纤维协定的废除作为反映中国竞争压力的代理变量，而用R&D支出、熟练劳动力比重、资本密集度代理企业的创新。⑤不过，该研究的实证过程比较粗糙，其结论的可信度还有质疑的空间。Iacovone等基于1998-2004年墨西哥制造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对普通企业的创新不利，但却对规模大的企业的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⑥Bloom等以“受困要素”（trapped factor）模型为理论基础，对欧洲12国1996-2007年间的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对创新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既提升了企业自身的R&D支出、专利申请和IT技术使用，还促使就业向创新型和技术先进的企业转移。有趣的是，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对企业创新却没有任何影响。⑦Lu和Ng运用1971-2001年间美国制造行业数据考察了进口对行业技能含量（skill content）的影响，结论是进口竞争有助于行业技能含量的提高。他们还指出，这一效应与进口是否来自于中国没有关系。⑧
这些从创新角度看待“中国效应”的文献富有启发性，本文沿着相同的思路展开研究，并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新熊彼特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它能够捕捉一个关键的特征事实，那就是来自中国的进口所激发的创新动力在企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进口竞争之下企业的创新意愿，有文献曾从理论上说明技术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⑨也有文献从实证上发现规模等非技术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⑩技术是企业创新的内在条件，技术水平越高，创新的难度可能越小。而像品牌、规模等非技术因素，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创新的外在条件。有品牌的企业，可能比较容易得到外部资源，从而面临相对宽松的创新环境。我们的模型将首次考虑企业在技术和非技术两个层面的“异质性”，并引出相应的创新假说。其次，我们选择了一个与中国存在密切贸易往来，且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泰国——作为研究对象。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中国出口对发达国家创新的影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讨论还比较鲜见（墨西哥是一个例外）。由于比较优势的差异，就创新而言，中国出口对发展中国家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应该是不一样的。而泰国的典型性在于：在2011年，中国是泰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11）在东盟国家中，泰国是仅次于印尼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均GDP水平与中国最为接近的国家，按200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中国和泰国的人均GDP分别是2425美元和2712美元；（12）在东盟国家中，泰国的产业结构也与中国十分相似，2010年中国和泰国工业产值占各自GDP的比重分别是47%和45%，制造业产值占各自GDP的比重分别是30%和35%。（13）最后，我们借助世界银行针对泰国企业的问卷资料，挖掘了企业在技术和非技术层面的不同，深入考察了不同类型企业在进口竞争之下的创新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针对全部进口品做了实证研究，还从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角度分别进行了分析。现有文献使用的样本多数只到2004年，但中国出口迅猛扩张是在加入WTO之后，出口盈余快速上升更是在2004年以后。我们利用的企业调查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3-2006年，刚好覆盖了这一关键的时期。
我们的研究显示，就泰国而言，来自中国的进口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产生了明显不同的影响。对于有品牌、得到ISO认证、出口型、外资主导或者技术水平高的“先进”企业来说，它们的创新意愿得到加强或者只受到较小的负面影响。而不具备这些特征的“落后”企业的创新意愿则有较大的削弱。这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所引起的竞争“鼓励了先进、淘汰了落后”，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从而成为泰国经济“向上提升”的积极因素。
文章余下的内容依次是：第二节从理论角度探讨了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给出了与两种“企业异质性”相关的假说；第三节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进行了介绍，并对相关变量的取值进行了说明；第四节从全部进口品的角度，实证考察了来自中国的产品输入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第五节分别从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角度，考察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理论模型
在理论探讨之前，我们先对2003-2006年间的泰国企业数据进行初步的描述性分析，以便为建模提供思路。实际上，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创新方面有鲜明的反差（如图1所示）。从技术角度看，在这一时期，技术水平高的企业的创新得到强化，而技术水平低的企业则削减了自己的创新努力。从非技术角度来看，无品牌的企业、未得到ISO认证的企业和非出口型企业的创新努力，无一例外都低于有品牌的企业、得到ISO认证的企业和出口型企业。
图1说明，在2003-2006年间，“先进”企业（技术水平高、有品牌、得到ISO认证、出口型）的创新意愿得到加强，而“落后”企业（技术水平低、无品牌、未得到ISO认证、非出口型）的创新意愿则走弱（或者强化程度低）。接下来，我们尝试在理论上把这一特征事实与来自中国的进口所引发的竞争联系起来，数理逻辑的思想源头是所谓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存在多个部门，每个部门有一个代表性厂商，这些厂商与技术前沿的距离不同，在进口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它们对于创新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先介绍该模型的基本结构，然后通过在这一内核中添加新的元素来构建本文的理论假说。
（一）模型的基本结构
新熊彼特增长模型（Neo-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沿分析框架，Aghion等是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者。（14）他们从如下的生产函数入手：
式（1）的含义是，在t期，v通过连续性地投入中间品v∈[0，1]生产出来。x是v的数量，A代表技术水平。y是模型的计价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生产v。
与Iacovone一样，我们假设提供v的是一个垄断厂商，它用1单位的y可以生产出1单位的v。（15）除了这家垄断厂商之外，还有一批所谓的“边缘厂商”（fringe firms），它们需要投入μ单位的y（μ＞1），才能够生产出1单位的v。这些厂商在均衡条件下并不真正生产，但它们的存在对于垄断厂商的定价产生了制约作用。最终，垄断厂商对v设定的价格是：（16）
假设y产品市场完全竞争，v的价格就等于其边际产出，结合式（2），我们可以得到生产v的垄断厂商的利润：
以上是新熊彼特增长框架的理论内核，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模型构造来讨论进口竞争之下的企业创新。与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文献相比，我们接下来的模型有两点不同。首先，我们引入了技术和非技术（如品牌、ISO、出口等）两个层面的“企业异质性”，并给出了与进口竞争之下企业的创新意愿有关的两个假说，在理论上解释了图1所反映的事实，而在Aghion等、Iacovone的研究里，技术是企业异质性的唯一来源。（17）其次，在Aghion等的模型里，技术进步是“一步一步的”（step-by-step），而在本文，外在条件宽松的企业，其技术有“前进两步”（two steps ahead）的可能，而在Iacovone的模型里，尽管技术进步不必是“一步一步的”，但他却没有说明为什么落后企业的技术有可能一次性“前进两步”，更要紧的是，他仍然把企业之间的差异单一地归结为技术的不同。
可以预料，在进口竞争的压力之下，不同企业的反应应该是有差异的。有些企业的技术较为先进，创新的内在条件较为有利。有些企业尽管技术不一定先进，但因为有自己的品牌，因而比较容易得到外部的资源支持，创新的外在条件宽松。企业有无品牌可以直接观察到，我们称之为企业异质性Ⅰ。而企业之间的技术差异往往不能直接观察到，我们称之为企业异质性Ⅱ。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在进口竞争之下的创新意愿，本文与Aghion等的思路是一样的，后文有详细的讨论，这里暂不作陈述。那么，对于品牌等非技术层面的因素来说，它们对外来竞争压力之下企业的创新有影响吗？我们知道，创新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技术只是企业面临的一个内在条件，除此之外，它们还受很多外部因素的制约。而企业的一些直观特征有助于降低它们的外部约束，一个有品牌的企业，可能比较容易得到政府、银行和投资人的青睐，从而拥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成功进行创新的可能性更大。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或许并不突出，但是它们在品牌等方面却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给定发展中国家市场还不完善的基本事实，这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企业特征往往成了引导资源流动的“指挥棒”，进而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影响。除了品牌之外，有无得到ISO认证、是否出口等企业特征可能也有类似的功能。
（二）企业异质性Ⅰ下的创新
假设进口国企业在t-1期末的技术水平为
，距离外来竞争者的技术At有“两步之遥”。依据外部环境的不同，这些企业可能属于外在条件受限的类型，也可能属于外在条件宽松的类型。由此，我们引出企业异质性Ⅰ的定义：
假设在t期，拥有技术水平
的外来竞争者进入本地市场的概率为p，一旦进入，它将与当地企业展开伯川德竞争（Bertrand competition）。接下来，我们分别考察此时这两种类型企业的创新努力。1.类型1的企业的创新努力
结合式（3）和式（5），我们得到类型1的企业的目标函数：
式（9）说明，在外来竞争强化的情况下，
趋于下降。也即在进口竞争之下，外在条件受限的企业降低了自己的创新努力。外来竞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迫使企业进行创新以便“规避竞争”（escape-competition）；另一方面，竞争加剧导致“租金耗散”（rent dissipation），又削弱了企业的创新激励。（20）对于外在条件受限的企业来说，后一效应超过了前一效应，导致它的创新意愿弱化。2.类型2的企业的创新努力
结合式（3）和式（7），我们得到类型2的企业的目标函数：
式（11）说明，进口竞争对类型2的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θ和γ之间的大小。（21）即使θ＜γ，类型2的企业的创新动机在外来竞争者进入下有所削弱，但可以肯定，其创新动机下降的程度小于类型1的企业。
对比式（9）和式（11），我们得到如下的假说。
假说1：对于技术水平相似但外在条件不同的企业来说，在进口所产生的竞争压力之下，外在条件受限的企业倾向于放弃创新，而外在条件宽松的企业放弃创新的倾向很小，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甚至会强化创新。
（三）企业异质性Ⅱ下的创新
对于企业异质性Ⅱ下的创新，我们完全遵照Aghion等的做法。（22）首先，依据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把它们分成a和b两种类型。前者的技术为
，距离技术前沿有两步。后者的技术为
，距离技术前沿仅一步之遥。具体地，我们把企业异质性Ⅱ定义为：
接下来，我们讨论进口竞争之下这两种类型企业的创新努力。同样，假设在t期，拥有技术水平
的外来竞争者进入的概率为p，一旦进入，它将与在位企业展开伯川德竞争。1.类型a的企业的创新努力
类型a的企业的目标函数[结合式（3）和式（12）]，与企业异质性Ⅰ下类型1的企业相似，它们的创新意愿对外来竞争者进入的反应也相似。即：
这意味着，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在外来竞争者进入之下，其创新意愿趋于下降。
2.类型b的企业的创新努力
结合式（3）和式（13），我们得到类型b的企业的目标函数：
式（15）说明，如果它的技术升级至
，则可以保有整个市场。而如果其技术未能升级而外来竞争者也没有进入，它也仍然拥有整个市场。由式（15）得到一阶条件，进而可以得到类型b的企业的创新意愿对外来竞争者进入的反应：
这说明，在外来竞争者进入之下，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意愿得到强化。
对比式（14）和式（16），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二个假说。
假说2：在进口所产生的竞争压力之下，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意愿下降，而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动力加强。
上述两个假说是本文实证建模的基础，它们与Aghion等、Iacovone的理论设想存在明显的区别。Aghion等引入了企业在技术水平上的差异，给定技术进步是“一步一步的”，他们得出了先进企业（离技术前沿一步之遥）在外来竞争之下加快创新，而落后企业（离技术前沿两步之遥）放弃创新的结论。Iacovone同样假设企业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不同的是，他假设技术进步不必是“一步一步的”，而是存在着“两步飞跃”的可能，其结论是，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在外来竞争之下都会有创新的动力，只不过落后企业的动力更小罢了。Aghion等、Iacovone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进口竞争之下企业创新动力的理解，但他们均不能对图1所反映的事实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与此相比，我们从两种企业异质性引出的假说更有说服力，特别地，在进口竞争的威胁之下，“落后”企业放弃创新的动机更大，究其原因，既可能是因为它们的技术水平低，也可能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外在条件受到了限制。
三、数据和变量
为了验证上述两个假说，本文将利用泰国的进口数据和企业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泰国自中国分产品的进口数据来自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而企业层面的信息来自世界银行对泰国的问卷调查。在介绍变量之前，我们先给出计量模型：
其中：i、j、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HR是被解释变量，反映企业的创新努力；CHN是核心解释变量，度量来自中国的进口所产生的竞争；EH是反映企业异质性的变量；CTRL是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用AGE表示，取对数）、反映要素构成的资本劳动比（用KL表示，取对数）和反映规模的销售收入（用REV表示，取对数）。sec、loca、own、time分别表示行业、区位、企业属性和时间哑变量；ε是误差项。下面对HR、CHN和EH三个关键变量的取值进行详细的说明。
HR是反映创新努力的变量。根据问卷提供的信息，我们用生产性工人中熟练工人所占的比重（%）来进行度量，它从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反映了企业的创新努力。除此之外，我们还曾尝试用企业员工中非生产性工人所占比重、研发支出、新机器和设备购买支出度量创新，但并没有得到明确的估计结果，这里就不一一汇报。（23）
CHN是反映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变量，它等于泰国某一行业自中国的进口占这一行业总进口的比重（%），用以度量中国在泰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如果来自中国的进口对泰国企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那么系数
应该为负。EH是反映企业异质性的变量。对于企业异质性Ⅰ（即EH1），由于没有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直接信息，我们用企业在品牌、ISO认证、出口和外资等方面的差异来做代理变量。有品牌、得到ISO认证、出口型和有外资的企业更容易得到外部资源的支持，从而在创新方面处在相对有利的位置上。如果企业有自己的品牌（BRAND），EH1取1，否则取0。ISO认证和出口（EXP）方面的取值，与品牌类似。至于外资，我们有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FDI1）是，如果企业中外资比重不低于10%，EH1取1，否则取0；第二种定义（FDI2）是，如果外资比重不低于50%，EH1取1，否则取0。（24）
对于企业异质性Ⅱ（即EH2），我们用企业距离技术前沿的远近来代理。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企业的技术，EH2的取值如下：
出于稳健性的考虑，我们还尝试用劳动生产率（LP）表示企业的技术。相应地，EH2的取值如下：
相关变量的定义与式（18）类似，劳动生产率是企业单位员工的产出值。
如果
为负，对于假说1来说，我们预计
为正。其含义是，随着来自中国的进口份额的增加，如果泰国企业的创新趋于弱化，那么与外在条件受限的企业相比，外在条件宽松的企业的创新意愿有可能加强或者弱化的程度较低。对于假说2来说，我们预计为负。其含义是，与距离技术前沿近的企业相比，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可能被弱化。需要说明的是，被解释变量HR是企业层面的数据，而核心解释变量CHN是行业层面的数据，这里存在一个数据匹配（match）的问题。在世界银行针对泰国的调查数据中，企业被归在9个部门：食品加工、纺织品、服装、汽车和零部件、电子零部件、电气设备、塑料和橡胶制品、家具和木制品、机械和设备。而在联合国的贸易统计里，贸易数据细分到产品，我们在HS2002口径下，找到与这9个部门相对应的产品，然后进行加总。对于仅根据HS2002难以判断部门归属的产品，我们再结合SITC REV.3和BEC口径进行处理。另外，考虑到内生性，我们把CHN滞后了一期，因此，企业调查数据的时间跨度是2003-2006年，而CHN则对应2002-2005年这一个时间段。
为了更好地控制模型的内生性，我们在估计时采取了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CHN、CHN·EH、KL和REV均被视为内生变量。在外生工具变量列表（Ⅳ-Style）里，我们还特地增加了“马来西亚自中国进口占相应行业进口的比重（%）”以及它与EH的交互项。中国在马来西亚进口中所占份额对于泰国企业创新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直接影响，但是中国在马来西亚进口中所占份额却与中国在泰国进口中所占份额存在关联，它们都反映了中国出口在整体上的竞争力。
表1是实证模型中除哑变量之外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这一节，我们将从全部进口的角度，运用式（17）来进行实证研究，相应的估计将针对企业异质性Ⅰ和Ⅱ具体展开。（26）为避免产生歧义，需要说明的是，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中国进口竞争”一词指“中国产品进入泰国市场所产生的竞争”。类似地，“中国所占进口份额”一词则指“中国在泰国的进口中所占的份额”。
（一）企业异质性Ⅰ与中国进口竞争之下的企业创新
在正式讨论这两个假说之前，我们先作一个基准估计，也即不引入任何反映企业异质性的变量，结果见表2第2列。在控制了行业、区位、企业属性和时间四个哑变量之后，反映中国进口竞争的变量lnCHN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增长，对泰国企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的影响。但根据估计的系数，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中国所占进口份额每增长1%，泰国企业熟练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幅度只有0.08%。在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lnAGE为正但不显著。反映要素结构的变量lnKL为正且显著，资本劳动比每增长1%，企业熟练劳动力比重将增长0.18%。lnREV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意味着规模扩张并不能自动地提升熟练劳动力的比重，企业的增长模式并不具有技能偏向型（skill-biased）的特征。
在表2第3—7列，我们引入了代理企业异质性Ⅰ的变量，以及它们与lnCHN的交互项。可以发现，lnCHN仍然显著为负，控制变量lnAGE、lnKL和lnREV的结果均无实质变化。在第3列，lnCHN和品牌哑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中国所占进口份额每增长1%，泰国有品牌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的降幅将比无品牌企业低0.036%。在第4列，lnCHN与ISO认证哑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中国所占进口份额每增长1%，得到ISO认证的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的降幅将比未得到认证的企业少0.022%。在第5列，lnCHN与出口哑变量的交互项的结果是相似的，中国所占进口份额每增长1%，与非出口型企业相比，出口型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少下降0.04%。在第6列，我们引入了lnCHN和第一个外资哑变量（外资比重不低于10%取1，否则取0）的交互项，其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第7列，我们引入了lnCHN和第二个外资哑变量（外资比重不低于50%取1，否则取0）的交互项，其系数为正且显著，根据估计的系数，中国所占进口份额每增长1%，外资比重不足50%的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0.112%，而外资比重不低于50%的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反而将提高0.014%。
表2的结果表明，理论部分的假说1是成立的。尽管总体上看中国进口竞争导致泰国企业熟练劳动力比重有一定的下降，但降幅较大的是无品牌、未得到ISO认证、非出口型和外资比重不足50%的企业。上面只是从统计显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的角度讨论了中国进口竞争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还没有涉及这些效应的经济显著性（economic significance）。实际上，在我们所关注的时间段里，在样本所涵盖的9个行业里，中国在泰国进口中所占份额平均增长了近70%。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这意味着，与2003年相比，2006年泰国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5.6%（据表2第2列）。很显然，与中国所占进口份额的增幅相比，这只是一个很轻微的效应。即使是受到负向冲击最严重的企业，其熟练劳动力比重的降幅也仅为7.8%（据表2第7列）。
（二）企业异质性Ⅱ与中国进口竞争之下的企业创新
针对假说2的估计结果见表3。首先，我们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度量技术，对应的估计结果见表3的第2—4列。（27）第2、3列没有引入技术距离变量，只是按lnTFP的中位数对样本分组并进行了估计。在“中位数以上”的样本组，lnCHN为负但并不显著。而在“中位数及以下”的样本组，lnCHN为负且显著，中国所占进口份额每增长1%，这些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0.141%。这两列的结果初步表明，在中国进口竞争之下，泰国技术水平低（全要素生产率低）的企业的创新努力（熟练劳动力比重）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在第4列，我们引入了用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的技术距离TFPGAP，以及它与lnCHN的交互项。lnCHN显著为正，而交互项则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显示，中国进口竞争强化了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动机，而削弱了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意愿。描述性统计显示，TFPGAP的取值介于0.55和4.54之间。而根据估计的系数，只要企业的TFPGAP小于0.73，中国进口竞争就将促使它们的熟练劳动力比重上升。
其次，我们用劳动生产率（LP）度量技术，相关的估计结果见表3第57列。（28）第5、6列没有引入技术距离变量，只是按照lnLP的中位数对样本分组并进行了估计。在这两组里，lnCHN均显著为负，但在“中位数及以下”的样本组，该变量的系数是前一样本组的3倍以上。这说明，对于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来说，中国进口竞争将导致熟练劳动力比重发生较大幅度的下降。在第7列，我们引入了用劳动生产率计算的技术距离LPGAP，以及它与lnCHN的交互项。可以发现，lnCHN为正但不显著，而交互项为负且显著。根据估计的系数，只要LPGAP小于0.47，中国进口竞争就会导致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上升。而描述性统计显示，LPGAP的取值介于0.73和2.01之间，这暗示几乎没有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会上升，但由于lnCHN本身并不显著，这一计算很明显夸大了受到负向影响的企业数量。
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理论部分的假说2是成立的。随着来自中国的进口份额的增加，处在技术前沿或者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得到强化，而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却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对于这一效应的经济显著性，我们用表3第4列的系数做一个计算。我们已知，这一时期中国在泰国这九大行业的进口份额平均增长了近70%。对于技术距离处在中位数的企业（TFPGAP等于1.40）来说，其熟练劳动力比重的降幅将是8.4%，并不是一个值得担心的效应。但是，创新努力在企业之间的差异却是强烈的，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TFPGAP等于0.55）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上升2.1%，而技术水平最低的企业（TFPGAP等于4.54）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46.9%。
五、拓展和稳健性分析
在上一节，我们从全部产品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进口竞争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理论部分的假说得到了初步的验证。在这一节，我们将作一些拓展和稳健性分析。考虑到在中国对泰国的出口中，中间品占了过半的比重，再加上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进口竞争和创新都发生在中间品部门，有必要单独从中间品的角度实证研究中国进口竞争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29）作为对照，我们也将从最终品的角度，分析中国进口竞争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另外，我们还将通过引入新的控制变量的办法来考察相关结果的稳健性。
（一）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我们依据UN Comtrade的BEC口径，把中国对泰国的出口划分成中间品和最终品两类。为了讨论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构造了一个新的变量。具体地，对应这9个行业，我们计算了中国在泰国中间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用INTER表示，然后对其取对数。相关估计结果见表4。
不考虑企业异质性的估计结果见表4第2列，各变量的系数与表2十分相似。在泰国中间品进口中，中国所占份额每增长1%，泰国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0.079%。在第3—6列，我们引入了代理企业异质性I的变量，以及它们与lnINTER的交互项。引入这些变量之后，lnINTER依然显著为负，四个交互项均显著为正。在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所引起的竞争压力之下，有品牌，得到ISO认证和出口型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只有较小幅度的下降，外资比重不低于50%的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甚至有所上升。（30）而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企业，它们的熟练劳动力比重的降幅平均将多出0.091%。这说明，尽管从中间品来看，中国进口竞争对泰国企业创新也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是有品牌、得到ISO认证和出口型企业受到的负向影响要低一些，外资比重不低于50%的企业的创新甚至被强化了。
在本文所关注的时间段里，在样本所涉及的九大行业，中国在泰国中间品进口中所占份额平均增长了113%。这意味着，总体上，这些进口将导致泰国企业熟练劳动力比重下降8.9%（据表4第2列）。就这一效应在企业之间的差异来看，外在条件受限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11.8%，而外在条件宽松的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则将上升1.8%（据表4第6列）。
在第7、8列，我们考察了企业异质性Ⅱ下，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第7列引入了技术差距TFPGAP以及它与lnINTER的交互项。lnINTER为正但不显著，交互项则显著为负。根据估计的系数，只要TFPGAP小于0.34，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就会导致企业熟练劳动力比重上升。鉴于TFPGAP的值介于0.55和4.54之间，这意味着，大部分企业的创新努力都受到了中间品进口的负面影响。不过，由于lnINTER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一计算夸大了受到负向冲击的企业数量。在第8列，我们引入了技术差距LPGAP以及它与lnINTER的交互项。lnINTER显著为正，而交互项依然显著为负。描述性统计显示，LPGAP的值介于0.73和2.01之间。而根据估计的系数，只要LPGAP小于1.06，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便会对企业的创新努力产生正向影响。
第7、8列的结果表明，在中间品进口所产生的竞争压力之下，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努力得到强化，而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努力走弱。这再次证明，理论部分给出的假说2是成立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在泰国中间品进口中的份额增长了113%，这意味着，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LPGAP等于0.73）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上升15.6%，而技术水平最低的企业（LPGAP等于2.01）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45%，而技术距离处在中位数的企业（LPGAP等于1.19）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6.2%（据表4第8列）。
（二）来自中国的最终品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对于最终品进口，我们也构造了一个新的变量。我们计算了中国在泰国最终品进口中所占的比重（%），用FIN表示，然后取对数。相关估计结果见表5。不考虑企业异质性的估计结果见该表第2列。所有变量的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都与表2和表4相似。在泰国的最终品进口中，中国所占份额每增长1%，泰国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0.03%。在第3—6列，我们引入了企业异质性I，以及它与lnFIN的交互项。lnFIN始终显著为负。在交互项中，除了lnFIN和ISO认证哑变量的交互项之外，其余交互项均为正，但只有与出口和外资哑变量的交互项显著。根据估计的系数，与非出口型企业相比，出口型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0.029%。外资比重不足50%的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0.046%，而外资比重不低于50%的企业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上升0.024%。
这说明，从最终品来看，中国进口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泰国企业的创新，但是具体来说，出口型和外资比重不低于50%的企业受到的负向影响较小。在样本所考察的时间段里，中国在泰国这9个行业的最终品进口中所占份额增长了93%。这意味着，总体上，企业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2.8%（据表5第2列）。而对于外在条件受限的企业来说，这一比重将下降4.3%，而外在条件宽松的企业，这一比重将上升2.2%（据表5第6列）。
在第7、8列，我们引入了企业异质性Ⅱ以及它与lnFIN的交互项。第7列引入了技术差距TFPGAP以及它与lnFIN的交互项。lnFIN显著为正，交互项显著为负。我们已经知道，TFPGAP的值介于0.55和4.54之间。而根据估计的系数，只要TFPGAP小于1.2，来自中国的最终品进口就会对泰国企业的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第8列引入了技术差距LPGAP以及它与lnFIN的交互项。lnFIN为正但不显著，交互项显著为负。根据估计的系数，只要LPGAP小于0.94，来自中国的最终品进口将对泰国企业的创新努力产生正向影响。LPGAP的值介于0.73和2.01之间，中位数是1.19，这说明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的创新努力趋于上升。不过，由于lnFIN并不显著，这一计算低估了受到正向影响的企业数量。
这里的结果说明，从最终品来看，在来自中国的进口压力之下，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努力加强，而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努力走弱，再次证明，理论部分给出的假说2是成立的。在我们所关注的时间段里，来自中国的最终品进口份额增长了93%，这意味着，技术水平最低的企业（TFP-GAP等于4.54）的熟练劳动力比重将下降51%，而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TFPGAP等于0.55）这一比重将上升9.9%，而技术距离处在中位数的企业（TFPGAP等于1.40）的这一比重将下降3.0%（据表5第7列）。
到这里，我们已分别从全部进口品、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角度，考察了来自中国的产品输入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看得出来，就中国进口竞争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差异而言，中间品比最终品的表现更为突出。对此，我们初步作些分析。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并不知道样本中的泰国企业是中间品生产商还是最终品生产商，中间品进口所产生的效应应该是以下两种效应的总和，一是对中间品生产商创新的影响，二是对最终品生产商创新的影响。在这两种效应中，前一效应的正负未知，而后一效应则不太可能为负。因此，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在整体上的负向效应来看，前一效应应该为负，而且在两种效应中占据了主导。那么，为什么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产生了较强的负向影响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从以下几组数据中找到了一些线索。（31）实际上，在中国从泰国的进口中，中间品占了绝大部分，在本文所关注的时间段里，它所占的比重平均达到了74%。而在泰国自中国的进口中，中间品所占比重平均为59%。这说明，与中国相比，泰国在中间品生产上拥有更强的比较优势。不过，这两个数据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其实，在这一时期，在中国从泰国的进口中，中间品所占比重已经从81%锐减至64%；而在中国对泰国的出口中，中间品所占比重却从53%爬升至62%。另外，尽管中国在泰国中间品进口中所占份额（9.6%）不及在最终品进口中所占份额（21.7%）的一半，但是它的增速（113%）却远远超过了后者（93%）。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中间品生产能力正快速提升。Cui和Syed就曾指出，以前中国只是国际分工链条的最后环节，它把进口来的中间品加工成最终品然后出口，而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是当时最主要的中间品来源地。然而，随着自身中间品生产实力的改善，中国减少了从东南亚国家的中间品进口，对它们的贸易赤字也快速收缩。（32）具体到中、泰两国而言，这表现为，中国不仅削减了来自泰国的中间品进口，还反过来增加了对后者的中间品输出，并在后者的中间品进口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这一变化趋势无疑会对原本专长于中间品生产的泰国企业造成较强的冲击。
（三）稳健性分析
前面从全部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角度，就来自中国的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于它们的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不妨再作一些分析。特别地，在上述回归中，有两个因素可能被遗漏了：一是泰国国内相关行业的竞争状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二是除中国之外，其他代表性国家的出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于第一个因素，我们用“销售额位居行业前五位的企业的总销售额占整个行业的比重（%）”代理，取其对数，用lnMRT表示。对于第二个因素，我们知道，日本是泰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它在泰国的进口中占了20%至25%的份额，而中国是泰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日本在泰国进口中所占份额（%）”，取其对数，用lnJAP表示。为节省篇幅起见，接下来的稳健性分析将针对表2展开。（33）
首先，我们在表2第2列的基础上引入了lnMRT，估计结果显示，lnCHN依然显著为负，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也无实质性变化。lnMRT本身为正且显著，说明国内垄断程度的提升强化了泰国企业的创新意愿，这与熊彼特关于市场结构和企业创新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不多作分析，一方面，lnMRT只是控制变量；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市场集中度的计算针对的只是问卷中所涉及的企业，那些没被样本采集到的企业则被忽略了，因而这里对于市场集中度的度量还欠准确。其次，我们在表2第2列的基础上，同时引入了lnMRT和lnJAP，估计结果显示，lnCHN显著为负，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也无变化。lnMRT仍然显著为正。lnJAP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来自日本的进口与来自中国的进口有所不同，它并未对泰国企业的创新产生负向影响。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中国相比，日本的比较优势和分工模式与泰国的竞争性小、互补性强，从而来自日本的进口不会对泰国企业造成直接的负向冲击。在本文所关注的时间段里：在泰国来自日本的进口中，中间品所占比重十分稳定，平均达到了73.2%；在泰国对日本的出口中，最终品所占比重缓慢下降而中间品所占比重缓慢上升，但它们的比重平均都在50%。（34）这表明，在泰国和日本之间，日本更加专长于中间品的生产和出口。即便如此，我们也发现，虽然日本对泰国的中间品出口一直维持在高位，但同一时期泰国对日本的中间品出口也有所上升，这暗示日本和泰国在中间品生产上或许存在着水平差异或者垂直差异，相互之间并不形成激烈的竞争。如果有更细的产品数据，我们可以对此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最后，我们在表2第3—7列的基础上，同时引入了lnMRT和lnJAP。lnCHN一直显著为负，它与反映企业异质性的变量的交互项也始终显著为正。而包括lnMRT和lnJAP在内的所有控制变量的结果均没有任何大的变化，尤其是，lnJAP均为正且基本都不显著。这说明，即使引入了这两个新的变量，来自中国的进口所产生的创新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差异仍然是显著的。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确认了在前面的估计中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关注了来自中国的产品输入对进口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把两种“企业异质性”引入到“新熊彼特增长模型”中，构建了进口竞争压力之下企业创新的理论逻辑。如果技术水平相似，而创新的外在条件存在差异，我们称之为企业异质性I。在这一假设下，我们的模型给出了第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说，即在进口竞争之下，外在条件受限的企业的创新走弱，而外在条件宽松的企业的创新加强或者只会有较低程度的弱化。如果企业在其他方面相同，而在技术水平上存在差异，我们称之为企业异质性Ⅱ。在这一假设下，模型给出了第二个有待检验的假说，即在进口竞争之下，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加强，而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趋于弱化。
借助世界银行针对泰国的企业调查数据，我们对这两个假说展开了实证研究。如果用熟练劳动力比重表示创新努力，对于第一个假说的估计结果表明，尽管总体上看来自中国的进口份额的增加对泰国企业的创新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但那些有品牌、得到ISO认证、出口型和外资占主导的企业的创新得到加强或者只有较低程度的弱化，创新努力有较大幅度下降的是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企业。对于像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品牌、得到ISO认证、出口型和外资占主导的企业，可能更容易得到政府、银行和投资者的支持，从而在创新方面拥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相反，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企业，外部环境受到限制，在进口竞争的压力之下，它们弱化了自己的创新意愿。对于假说2，无论是用全要素生产率还是用劳动生产率来计算技术距离，我们的估计结果都表明，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被加强，而创新受到较大负向冲击的主要是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
考虑到在中国对泰国的出口中，中间品占了过半的比重，再加上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进口竞争和创新本来就发生在中间品部门，为此，我们还单独考察了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得到的结论与针对全部进口品所作的分析是相似的。作为对照，我们也从最终品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也大致相同。比较而言，就来自中国的进口对泰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力度而言，中间品的表现无疑更为突出。对此，我们的理解是，加入WTO之后，由于中间品生产实力的快速进步，中国对原本比较优势就在中间品生产的泰国企业产生了直接的竞争压力，从而对这些企业的创新的影响也更为强烈。
总体上看，来自中国的进口的确对泰国企业的创新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但这一效应的显著性主要是统计意义而非经济意义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产品输入所引发的创新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忽略这一点极容易得出错误的政策含义。实际上，弱化或者放弃了创新努力的主要是外在条件受限和技术水平低的企业，而外在条件宽松和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则加快了创新的步伐。如果把外在条件宽松和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归为“先进”企业，而把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企业归为“落后”企业，那么对泰国而言，来自中国的进口对企业创新所产生的效应明显地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是推动泰国经济“结构性向好”的积极因素。从泰国这个案例引申开来，我们认为，中国出口扩张产生了一种“奖优罚劣”的效应，有利于全球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是后危机时代国际分工优化的“正能量”。国际社会应该从这个具有建设性的角度认识中国的经济崛起，并对它的发展保持足够的开放和包容。
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Rosemary Foot、Alessandra Guariglia、袁志刚、华民、陆铭、陈钊、干杏娣、程大中、沈国兵、袁堂军、章元、张涛、李婷、幸婧、徐佳君和智艳给予了富有建设性的评论，王钊民提供了出色的助研工作，作者对此一并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注释：
①张军和桂林曾就这方面的研究作过一篇综述，若对其中涉及的文献感兴趣，可参见张军、桂林：《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基于经济学文献的答案》，《世界经济》2008年第8期。
②D. Weinstein and C. Broda, "Exporting Deflation?: Chinese Exports and Japanese Pri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942, 2008.
③Xiaolan Fu, R. Kaplinsky and Jing Zhang, "The Impact of China's Exports on Global Manufacturing Prices," SLPTM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32, 2009.
④Autor等最近还讨论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体参见D. H. Autor, D.Dorn and G.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T Working Paper, 2011.
⑤P. Monfort, H. Vandenbussche and E. Forlani, "Chinese Competition and Skill-upgrading in European Textiles: Firmlevel Evidence," LICOS Discussion Paper, 2008.
⑥L. Iacovone, W. Keller and F. Rauch, "Import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Response: New Evidence from Mexico," Working Paper, 2010.
⑦N. Bloom, M. Draca and J. V. Reenen, "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717, 2011.
⑧Y. Lu and Travis Ng,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Skill Con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orking Paper, 2011.
⑨P. Aghion, R. Blundell, R. Griffith, P. Howitt and S. Prant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027, 2006; L. Iacovone, "The Better You Are the Stronger It Makes You: Evidence on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930, 2009.
⑩L. Iacovone, W. Keller and F. Rauch, "Import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Response: New Evidence from Mexico."
（11）中国商务部综合司：《2011年泰国货物贸易及中泰双边贸易概况》，《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泰国》2012年第1期。
（12）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3）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另外，Hanson和Robertson曾从数量效应的角度分析过中国出口对十个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制造业在这些国家的出口中所占比重均超过了75%，泰国是其中之一。具体参见G. H. Hanson and R. Robertson,“China and the Manufacturing Exports o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497, 2008.
（14）P. Aghion, R. Biundell, R. Griffith, P. Howitt and S. Prantl, "Entr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Microlevel Panel Dat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2, No. 2-3, 2004, pp. 265-276; P. Aghion, R. Blundell, R. Griffith, P. Howitt and S. Prant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15）L. Iacovone, "The Better You Are the Stronger It Makes You: Evidence on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16）μ反映了边缘厂商对垄断厂商定价的约束能力，其值越小（大），约束能力越强（弱）。
（17）P. Aghion, R. Blundell, R. Griffith, P. Howitt and S. Prant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L. Iacovone, "The Better You Are the Stronger It Makes You: Evidence on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18）P. Aghion, R. Blundell, R. Griffith, P. Howitt and S. Prant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L. Iacovone, "The Better You Are the Stronger It Makes You: Evidence on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19）L. Iacovone, "The Better You Are the Stronger It Makes You: Evidence on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20）P. Aghion, C. Harris, P. Howitt and J. Vickers, "Competition, Imitation and Growth with Step-by-step Innov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8, No. 3,2001, pp. 467-492; P. Aghion, N. Bloom, R. Blundell, R. Griffith and P. Howitt, "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2, 2005, pp. 701-728.
（21）如果θ＞γ，进口竞争促进了类型2的企业的创新，这与Iacovone针对落后企业的结论是相似的。但是，本文并不要求这一约束条件成立，这提高了我们的假说的解释力。具体参见L. Iacovone, "The Better You Are the Stronger It Makes You: Evidence on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22）P. Aghion, R. Blundell, R. Griffith, P. Howitt and S. Prant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23）在这份问卷资料中，报告了研发支出以及新机器和设备购买支出的企业只占样本的10%。即使是报告了这两方面支出的企业，这两个指标的数据也不是每年都有。
（24）经检验，BRAND、ISO和EXP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但都不足0.5，它们与FDI1和FDI2之间的相关系数也都不足0.5。这意味着，这些哑变量之间并非完全是替代的关系。举例来说，得到ISO认证的企业，不一定有品牌，不一定出口，也不一定是外资企业。
（25）为节省篇幅，正文没有报告全要素生产率的详细计算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26）“理论模型”部分已经说明进口竞争和创新均发生在中间品部门，对应的实证工作应该是研究来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对泰国中间品生产商的影响。第五节的确会从中间品角度进行回归估计，但在此之前，有必要从全部进口的角度来作一些初步的分析。我们的依据有三：其一，尽管可以把来自中国的进口分成中间品和最终品，但是我们无法知道样本中的泰国企业是中间品生产商还是最终品生产商，因而，对于总体的企业样本，从全部进口的角度来作实证分析并非完全不合适；其二，理论模型中的中间品与贸易统计中的中间品并不完全一样，前者是“广义”上的，而后者则是“狭义”上的，在理论模型中，只要是v产品的投入，它便可以称之为中间品（也即模型中的v产品），为此，在初步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不必局限于“狭义”的中间品进口来进行分析；其三，针对外来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Aghion等、Iacovone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的理论模型同样以外来竞争和创新发生在中间品部门为假设，但在实证中，他们也并没有局限于从中间品的角度来度量外来竞争的程度。P. Aghion, R. Blundell, R. Griffith, P. Howitt and S. Prant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L. Iacovone, "The Better You Are the Stronger It Makes You: Evidence on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27）由表1可知，样本中存在一个TFPGAP取值为185.850的异常样本，在估计时，我们把它剔除了。
（28）由表1可知，个别样本的LPGAP取值为负或者大于7，在估计时，我们把它们删除了。
（29）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由于并不知道样本中的企业是中间品生产商还是最终品生产商，这里从中间品角度所作的估计，最后的效应实际上包括了中间品进口对中间品生产商的影响和中间品进口对最终品生产商的影响。在这一节的第二小节的结尾，我们会对这两种效应的大小作些分析。
（30）外资变量取FDI1时，它和lnINTER的交互项为正但不显著。为节省篇幅，表4没有汇报。在表5，情形也一样。
（31）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32）L. Cui and M. Syed, "The Shifting Structure of China's Trade and Production," IMF Working Paper No. 214, 2007.
（33）正文没有列出稳健性分析的结果表格，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34）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