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给世界带来什么

    美国债务滚雪球式增长给世界带来巨大风险
    陈凤英
    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寅吃卯粮已经成为常态。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债务问题日益严重，目前债务规模已上升到近20万亿美元。美国的总债务规模更是惊人，已经攀升到约6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57%。按照总债务规模计算，美国人均负债高达20.5万美元。今天的美国经济已经陷入“借新还旧”的债务泥潭而不能自拔，未来债务攀升势头仍然难以缓解。
    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将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债务问题。据分析，特朗普经济新政的核心将集中体现为“减税+基建+加息”。减税和基建将增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而加息将加大还债成本，这一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的政策组合存在严重的矛盾与冲突，结果难免使债务负担呈现滚雪球式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在2011年和2013年曾两度逼近法定债务上限。去年11月10日，离美国政府关门最后期限仅剩几个小时，美国参议院才通过了未来两年政府财政预算法案，再次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然而一年后，美国政府债务又突破了新的上限。特朗普将不得不游说美国国会继续提高债务上限。美国设定国债上限的做法始于1917年，至今已100多次提高债务上限。如果美国拿不出解决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问题的方案，那么，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依然会周而复始地出现。美国政府债务犹如一个踏上不归路的“瘾君子”，可能永远也偿还不清。
    纵观二战后美国政府债务史，债务上升最快的有这样几个时期：一是里根执政时期（1981年—1989年），美国债务规模连年扩大，美国由债权国变成债务大国。二是小布什执政时期（2001年—2009年），由于“反恐战争”支出及政府大幅减税，美国政府债务不断膨胀，财政连年赤字。三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债务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扩大。为拯救华尔街和摆脱经济大衰退，美联储开足马力印钞，奥巴马大幅举债刺激经济，政府财政赤字节节攀升。2013年至2015年财政赤字虽有所回落，但2016年再次反弹。然而，即使这样大举借债，美国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在2008年至2016年间，美国名义GDP累计增长仅为25%，政府债务却增加了1倍。这不得不令人对美国未来偿债能力和经济增长前景持怀疑态度。
    无疑，美国政府债务状况不可持续。即使在当下史无前例的低利率情况下，付息负担也已耗尽美国财政预算，严重挤压其他必需开支。这也是美国经济至今迟迟难以强劲复苏的原因之一。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08年—2014年，美国名义GDP增量几乎被同期支付的利息全部吞噬。更何况还要归还到期债务。随着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加之美联储恢复加息周期，美国政府付息压力将加大，债务状况将持续恶化。特朗普执政后如果大手笔减税、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政府债务就会如滚雪球般增加。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本世纪中叶美国政府债务占比将升至GDP的141%，远超此前任何一个时代。
    解决债务问题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实现经济高增长，做大GDP蛋糕，缩小债务占比；二是提高通胀率以及推动货币贬值，稀释债务负担，让债权人承担损失；三是债务违约，让债权人颗粒无收。
    从第一个渠道看，美国历史上成功减债发生于二战后的“黄金发展期”。当时，经济持续高增长，同时伴随高通胀，美国只用10年时间就让债务占GDP之比由1946年的近120%降到1956年的约60%。今天，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06%，但经济状况已今非昔比，潜在增长率明显下移，靠高增长解决债务的道路困难重重。
    从第二个渠道看，目前全球需求低迷、产能过剩、大宗商品价格跌落，全球无通胀压力，美国通胀率也持续走低。所以，靠高通胀稀释债务这条路近期看并无可能。但是，未来靠这个渠道减债的可能性极大。美国政府债务的32%由海外债权者持有，美国很可能通过借新还旧或货币贬值制造出通胀，最终减缓债务压力。
    从第三个渠道看，债务违约往往发生于破产国家或极端事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几乎不可能走这条路，但其债务违约风险足以令世界各国不寒而栗。
    后两个渠道无论选哪个，都是对外转嫁危机和输出经济风险。如果美国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全球通胀和新的资产泡沫，将加剧全球财富分配不公，并可能通过债务与流动性传导形成新的危机链，诱发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故此，海外债权者需要高度关注特朗普新政府的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债务的影响，以及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可能对美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加强预判，及时应对。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美国发烧 日本感冒
    造成日本深陷债务泥潭的美国因素
    刘军红
    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政府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240%。主要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对日本国债的评级，对其评定的等级甚至不及意大利。这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三次波动，每一次都与美国政府债务及其应对策略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正是这些波动导致日本政府陷入债务泥潭。
    二战后的日本政府债务原本受1947年《财政法》的严格制约。该法律明确规定，“国家的岁出，必须以公债和国家借款以外的岁入为财源”，否定了通过发行公债、发起国家借款等方式搞赤字财政。正是在这一法律的限制下，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尼克松总统执政后，为了改变美国贸易收支赤字结构、让西方世界分担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高额负债以及利用汇率变动惩治竞争对手，终止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比率，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剧烈动荡。这也打破了1949年以来美国设定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贸易立国的优势被美国政府直接瓦解。不仅如此，美国认为高速增长后的日本储蓄过剩、投资不足，造成了美国经常收支赤字化结构，于是不再允许日本搭便车，日元汇率制度被迫走“独立的自由浮动制”道路，从此日元步入漫长的升值轨道。与此同时，石油危机导致日本资源进口成本陡升，与西方国家一道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滞胀危机。日本政府为了确保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绕过《财政法》推出“例外措施”，发行“特例公债”，从此走上了债务扩张的道路。但由于那时日本并没有全盘采用与美欧国家类似的扩张型政策组合，其财政仍能维持健全结构。
    日本政府债务膨胀始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其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一是1984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赤字国；二是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净债权国，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务国。于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美国强迫日元超常升值，并直接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实施结构改革，全面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然而，日本的结构改革并未成功，同时扩大内需又成为政府推行财政赤字政策的借口，公共投资扩大、政府债务膨胀，扩张性财政引发了日本国内物价和资产价格飞涨，最终形成泡沫经济，将日本经济带入了长期停滞期。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美汇率博弈上升为争夺国际货币主导权的竞争。日本政府大力打造强势日元，推动日元急剧升值，最高时曾达到1美元兑换79.75日元的历史记录。然而，日元的走强最终还是在1995年被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所反转。日元汇率一升一降的过程不仅刺破了日本经济泡沫，还酿成了罕见的日本金融危机。在此期间，日本经济表现出实体经济“三过”——债务过剩、设备过剩、雇佣过剩，以及金融领域“三低”——日元汇率跌入谷底、日经股指连破新低、国债收益率疲软不堪。泡沫经济的崩溃引发日本政局不稳，政党政治迎来走马灯般的“十年九相”。频繁轮换的政府使财政纪律失去了约束，再加上日本人口结构老化、家庭储蓄率下降、社保规模扩大、国债偿还费用侵蚀财政预算等问题凸显，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债务负担。
    自此以后，日本政府债务有增无减。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日本产业外移、资金外逃、人才外流，国内投资不足、储蓄难以积累，政府债务更是无从削减。安倍政府在安倍经济学名义下给“扩张财政”冠以漂亮的学术名称——灵活机动的财政政策，按照其政治意愿随意搁置国会通过的财税一体化改革方案，将最后一段的消费税率提高任务推迟至2019年10月。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作出的到2020年实现基础财政收支盈余的国际承诺将无法兑现，日本彻底陷入债务泥潭。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日本经济很可能因此受到拖累。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日本国债市场出现异常变动，日本央行搞“指定价格购买”，确保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零的政策目标。这必将导致日本央行政策更加僵化，国债市场进一步扭曲，风险上升。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决定退回政府配发的承销国债资格和配额，意味着大型商业银行存在抛售国债的可能性。
    未来，日本恐怕会重蹈美国覆辙，采取开放国债市场、扩大海外购买、对外转嫁债务危机的政策。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