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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近期，美国智库界（以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为代表）发表一系列政策报告，提出慎重应对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为标志的中国“新经济外交”，具体构想包括：：第一，美国亟需出台更为全面的“亚太经济战略”，并联手日本等在该地区的盟国，加强在亚太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第二,美日应该联手加大在欧亚大陆上及沿海的战略协作，以保持欧亚大陆上的力量平衡，通过保证中俄存在分歧、中亚保持开放、美日在印度洋维持主导地位，减少给美日同盟带来的风险。美国智库主要观点如下。
谨慎评估“‘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美国的影响
第一，中国“一带一路”新经济外交致力于增加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1]，亚投行对大量基础设施提供信贷融资，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地缘影响力等[2]。
第二，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来拓展在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3]追求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以期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对美国带来影响：首先，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将加强中国与欧洲、中东、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经济联系。其次，中国推动低标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使美国在地区的商业利益处于劣势。再次，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这一方面扩大了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范围以减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商业风险，努力构建自身在地区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会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几十年来建立的规则。美国必须与北京在地区和平和繁荣的问题上形成共同愿景[4]。
第三，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对美国和日本构成影响。具体而言，西部大开发和“新丝绸之路”打造一系列海上通道和港口，形成横跨欧亚大陆的战略网络。[5]这一网络由能源管道、公路和高速铁路组成，将确保中国获得亚洲、中东、欧洲和非洲的商品和市场，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为建立中国的区域势力范围、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销售体系乃至经济秩序奠定基础。进一步而言，这是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替代。
建言亟需出台更全面的“亚太经济战略”及几大优先步骤
美方认为[6]，美在亚洲实现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目标取决于持续的经济交往，其盟友和伙伴也希望美出台新的倡议、塑造地区经济规范和规则，因此美亟需出台更为全面的“亚太经济战略”、以确保在这一地区未来几十年的利益。该战略的要点包括：
第一，坚持美国历届政府关于“亚太经济战略”的三大目标。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二是维护和更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如推动TPP旨在对地区市场活动建立新规则，三是持久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存在，如推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安抚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增加在该地区的繁荣和安全。第二，战略的着力领域不仅需要覆盖贸易和投资，还应该包括金融、发展和能源等领域。第三，战略涵盖对象必须包含亚洲主要经济体，并与美国在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相连接。第四，战略的核心是建立开放、公平、以法治和市场为基础、可持续的跨太平洋经济秩序，以推进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开放。
接下来，应在两个优先领域推动“亚太经济战略”。
首先，美国和日本应该将双边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战略高度，出台“联合经济方略”，促进建立自由、公正、透明和基于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美日在以下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应加强合作：一是推动亚洲地区高质量投资，建立一致标准和保障措施、并促进区域联通；二是将互联网治理转化为双边合作的优先事项，帮助易遭网络攻击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第二，美国应该重新重视亚太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并联手日本共同应对。美日应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强协调，联手帮助亚洲国家政府提高他们项目评估、采购及税收管理的能力，满足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保证公平的竞争环境[9]。
下一任美国总统应制定战略，积极发挥在基础设施发展中的领导作用，确保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向正确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即借鉴美国的法律、金融、专业技术等帮助制定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原则，涵盖采购、自然灾害恢复力、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债务可持续性等，此外还需要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和扩大项目池以便私人资本寻求更高的长期回报。美国基础设施公司及相关服务提供商有机会进入这一市场，在设置标准和保障上发挥作用。[10]
美国需要寻求确保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开放的市场和社会，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美国应该与双多边伙伴在以下方面协作：提升在多边、区域发展银行和贸易协议中的美国主导融资；确保与每个可能的国家达成双边投资条约和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确保采购规定与生命周期成本相结合；完成所有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议要求；使用美元作为经营货币；使用英语作为操作语言。[11]
现阶段看来，美政府对于这一领域的支持相对有限。主要通过千年挑战公司（Mille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美国贸易和发展署、美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对项目进行融资和支持，其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未能如中国等国家一样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协调性的、战略性的支持；二是多年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融资上缺位严重，现状很难快速改变；三是是否应该由政府提供基础设施融资在政治上存在很多分歧；四是对支持何种基础设施设置种种限制。同时，美国政府通过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参与多边融资，这使得其在制定战略方向、批准项目和出台政策等领域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下一阶段，在多边层面应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形成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加强在亚洲开发银行中的协作等，在美国政府层面应加强对基础设施融资的战略规划、促进国会对关键机构进行长期授权、加强对相关机构的资金支持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