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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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国际化已是中国确定的战略，不确定的只是行动的时机与节奏。早在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撰文称，需要考虑创造美元之外的“超主权”新储备货币。这反映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对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反思。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曾指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诚然，美国提供了全球稀缺的国际安全资产，其他国家也纷纷采取各种政策来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结果一方面美国储蓄不足，可其他国家却是储蓄过剩。另外美元作为全球主要的融资货币，美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也深刻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走势。现实中，一旦美元利率开始上升，随之而来的资金流出，就会使得新兴经济体金融风险上升，进而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损害。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不仅在全球经济治理上造成问题，而且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带来限制。当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若以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可能已经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并在进出口总量上与美国不分伯仲。姑且不说由美元结算带来的汇兑损失和手续费，在外储管理和货币、汇率政策上付出的巨大成本也显得越来越不经济。在国际上，德国、日本长期受困于储蓄过剩的前车之鉴也引起了国内政策界的重视。因此，自2010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渐成为中央的重要目标。即使近来人民币汇率形势相对严峻，中央仍然提出“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的政策定位。
    可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问题，它不仅存在经济上的维度，还存在国际政治上的维度。因此，中国需要寻找时机，适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如果实施得当，不仅有助于推动自由贸易，而且对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有所帮助。近来，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1）“一带一路”可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跨越“周边化”阶段，进入“区域化”进程，从而往“国际化”的目标更近一步。（2）“一带一路”将促进人民币贸易圈和投资圈优势形成“网络效应”，促进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信贷需求快速增长。（3）“一带一路”将满足国内优势产业海外发展的需求，比如基建和电子商务。在此过程，人民币结算将可以减少汇兑损失和相应费用，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相应的商品供给逐渐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极有可能形成更多的以人民币结算的货物流、服务流、资金流循环。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仅有对外的一面，它更是包含国内经济金融态势的复杂过程。一般来讲，国际货币需要承担三种职能：第一是国际贸易的计价和结算工具；第二是因计价和结算产生头寸，为安排头寸成为投融资工具；第三，成为一般支付手段，具有价值承担功能。这些职能的完成，都要求国内有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并且人民币要全面可兑换。可目前，正如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所说，人民币当前的国际使用并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将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挑战。其中一个显著信号就是，未来我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甚至可能产生长期持续性的国际收支逆差。这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如果真正达成，海外非居民将会对人民币资产产生持久净需求，这将带来我国资本账户持续逆差。如果资本账户方面的流入压力过大，将可能使得人民币汇率偏高，压缩一些低利润行业的生存空间，从而对我国经常账户带来负向压力（当前美国经济的经常帐、资本账长期逆差即受类似因素影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Michael Pettis曾表示，日本等国为什么对外国持有本国国债有所抑制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其对于本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因为一旦国际收支出现持续逆差，国内经济中的总储蓄将不足以为总投资融资，从而使得本国的负债水平上升。而如果政府强行压低负债，将可能危及投资增长，进而拉低经济增长。央行副行长易纲5月14日也谈到，现阶段扩大丝路基金规模非常必要，他还着重强调要进一步发挥丝路基金的杠杆撬动作用，更好地调动沿线国家资源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这可能也是政策层对于宏观政策挑战的提前准备。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挑战重重，但它的战略作用十分明显，而且在政治上，也会有助于形成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开放的激励结构，减少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阻力。此外“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结合，将可能持续增加海外的人民币需求，从而起到支撑人民币汇率的作用。
    当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些全球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为上述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诉求。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进程，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上适应，还需要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予以配合。总之，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经安邦咨询公司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