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培育竞争新优势

    当前中国与世界同处于发展的重大转折期,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我们党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要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继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强调全方位对外开放,既是面对国内外新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也是针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战略部署。
    一、中国已处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新起点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历经沿海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个开放阶段,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重要机遇,积极引进外资,依靠成本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现阶段,中国已处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新起点,需要通过长期结构优化与短期需求管理相结合,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创新驱动和需求创造,引领经济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
    全方位对外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开放发展的新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因素加剧,呈现“分化复苏、波动复苏、脆弱复苏”三个新特点。在应对危机冲击过程中,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发展活力,实现了中高速经济增长目标,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力地带动了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此间,尽管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统一内外资税率等因素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的难度增大,但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变,保持了引进外资的稳定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对外投资近年来增长迅速,2014年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利用外资规模,促进了全球贸易投资的稳定增长。无论在世界经济繁荣期还是衰退期,中国都对外敞开大门,迎来了高水平开放发展的新阶段。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
    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战略举措。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处于长周期的相对衰退期,各国经济发展都面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复苏调整压力。近年来日益严重的全球性过剩现象表明,光靠短期需求管理治理经济危机的政策范式已经失效。特别是耗时近9年的全球再平衡政策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一些主要经济体各自为政,加大了国家间宏观政策的协调难度与政策不确定性。目前,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虽有共识,唯缺行动。导致全球经济低迷的全球性过剩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世界经济要走出困境,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在实现更高发展水平过程中达到新平衡。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与各国协同推进世界经济结构性改革,必将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世界经济长周期的相对衰退期是中国创新引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当今国际局势下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的关键举措。
    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的必要途径。就国内发展现状看,各地在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反应不一,特别是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行动不一,在发展上出现了板块分化迹象,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有创新驱动发展型,注重创新创业,经济增长动力充沛;有结构调整见效型,注重结构调整,经济增速相对平稳;有投资拉动转化型,侧重传统产业发展,经济增速时快时慢;有局部塌陷型,结构调整缓慢,经济增长乏力。在这些板块中,如深圳创新企业集聚、杭州新经济亮点纷呈、贵阳大数据异军突起等,在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引领作用明显,具有发展的普遍意义和标杆作用。目前,我国要实现国内均衡发展,就需要在全方位开放的大思路下实现对内对外开放并举、东部西部开放互动,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全方位对外开放具有突出的时代新特征
    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大国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积极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世界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对中国而言,“十三五”时期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是以创新引领发展的重要窗口期,也是以对外开放推动发展的关键时期。具体来说,中国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国内国外发展联动性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尤其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合作的新机制新平台,发挥中国制造优势,扩大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复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拉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物流模式、贸易模式和发展平台,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方位贸易往来和便利的金融互换服务等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繁荣。同时,完善内陆开放新机制,培育沿边开放新支点,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支持东部地区更好发挥重要引擎和辐射带动作用,着力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切实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这种新的双向开放模式,即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东部和中西部发展联动,对内和对外开放协调,必将扩大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开放升级同步,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共识。长期以来,中国主要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分工,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产业结构亟待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竞争,才能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十三五”时期,中国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重通过创新发展推进结构优化,调整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和国别结构,实现利用外资的转型升级,并且不断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很大,并购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期,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经营压力大,通过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实现跨国产业合作,是达到共赢的可行途径。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参与全球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与对外开放升级协同,是新形势下扩大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新路径。
    营造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日益迫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幅提升开放水平,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发展上实现了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按照国际规则调整国内政策,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一方面,按照公平竞争原则对规章制度进行清理,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资税率统一,加大反腐败调查力度,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力推动贸易便利化。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今年可能有更多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将进入新一轮扩大利用外资期。“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必将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三、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党提出全方位对外开放,必将推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在给世界各国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谋求更高水平的发展提供新动能。我们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国内产业升级引领“一带一路”产业布局,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挖掘新的比较优势,优先向“一带一路”沿线开放。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比较优势所在,我国拥有这方面的装备、技术、人力、资金等各种要素优势,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由此带动中国基础产业全面走出去,积极带动全球资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将在世界经济史上开创一个新的奇迹。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量明显增长,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市场潜力和战略价值。当前,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以基础设施为优先建设领域,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加强与沿线国家投资经贸往来,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使“一带一路”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积极对接全球创新链,推动开放向纵深发展。实体经济是大国经济的根本,新一轮开放要瞄准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紧跟美欧等发达国家创新步伐,主要依靠全面创新振兴实体经济。当今时代,创新是全球性的创新,不能封闭起来搞创新。打开大门吸引全球性创新资源,从一般引进国外技术到共同研发新技术、新装备,“挤进”产业链高端,是新一轮开放的特点。华为等企业已经崭露头角,我国只有培育出成百上千个“华为”,才能推动产业合作向高端环节延伸,促进产业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真正打造起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
    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努力实现高水平发展。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将是中国新一轮开放的重点领域,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将大大增强整个制造业的竞争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主的开放,要在总结以往产业开放经验基础上有序推进,培育“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要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推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使之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同时,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快在全国复制推广证照分离、多规合一以及“单一窗口”管理制度,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水平发展。
    坚持在有序开放中完善机制,高度重视防范潜在风险。全方位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风险,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害怕风险而迈不开对外开放的步伐。服务业中的金融开放,特别是资本账户开放,涉及国家经济金融稳定,要在稳妥可靠基础上有序推进。对外投资开放要加强引导,使之重点投向高科技或高技术制造等领域,避免一味投入房地产和矿产资源。先期开放城市要总结推广成熟经验,通过带动与联合其他城市开放,降低开放特别是对外投资风险。此外,各地要构建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