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家栋：对外贸易依存度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分析

    「内容提要」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反映一国经济总体上与对外贸易联系程度的指标，人们对贸易利得的所有争论都或多或少地以该指标作为分析的依据。经济全球化普遍地提高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经济发展需要借助对外贸易，依赖对外贸易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对外贸易依存度/中国/外资/过度出口International TradeDependent Degree/China/Foreign Capital/Export Excess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已达到11432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为70％左右。学者们在对这一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大的成绩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担忧。特别是一些学者认为，在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同时，贸易收益却非常有限，我们只是得到很少的贸易利益，我国现在的开放是以市场换取了经济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此我们要有客观的思考和深入的分析。
    一、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经济学涵义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它表示在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有多大比例是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该指标的高低仅表示一国经济与外部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
    一些学者从积极面评价该指标，主要强调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贸易与经济总量的高度相关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另外一些学者从消极面评价，强调由这种依存度引发的本国经济受到外国经济波动的冲击，使本国陷入封闭条件下可以避免的经济波动或下滑。其理论根据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相互开放市场的国家之间形成了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将以乘数形式产生相互冲击，进而形成所谓国与国之间经济波动周期的传递。如果外国处于经济的上升期，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会扩大，从而有利于本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的衰退期或不景气时期，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也会将本国经济带进衰退。对前一个结果，本国是乐观其成的；而对于后者，本国则希望尽可能避免。然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获得前者的同时避免后者，而只能是尽量使开放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凯恩斯也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推论，即保护贸易政策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总是伴随着一国经济受到衰退威胁，或已经处于衰退之中的政策[1].
    从积极的方面看，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是加速一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发展经济学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需要借助国际贸易或经济开放将自己的生产要素优势发挥出来，从而依靠国际贸易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经济发展的资金，逐步实现工业化，并适时地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使本国经济借助国际贸易走上工业化的轨道。因此，在发展经济学那里，没有贸易的自由化，没有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上，国际学术界正在激烈争论之中。按照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必须选定希望发展的产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国内市场留给本国的幼稚工业，在这些企业发展起来，有了竞争能力之后才开放市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2].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学者们对该观点几乎没有质疑，发展中国家也多遵循这样一个基本理念采取贸易保护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巴格瓦迪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专家们充分论证了贸易保护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指出这种贸易保护造成了本国经济的扭曲，从而在不利于商品进口的同时也提高了本国出口进而是经济发展的成本。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寻求经济发展，不应该采取保护贸易政策，而应该选择贸易自由化政策。至于自由化的程度如何，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此后，对外贸易依存度日趋显示出在测度对外开放或贸易自由化程度中的意义。
    在新贸易理论中，学者们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但是，正如新贸易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的，新贸易理论不一定导致保护性贸易政策。在新贸易理论那里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在规模经济作用下，厂商进入某特定行业受到资本金的限制。一般而言，开办一家企业的最低资本金越多，越能够形成行业的自然垄断，从而企业之间通过协作控制市场价格和产量的几率越大；另一方面，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垄断企业之间容易达成控制市场的协议，从而形成企业可以获取最大限度垄断利润的环境或条件。在国际竞争中，如果同一行业的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控制市场能力方面势均力敌，那么国际经济学的专家们倾向于鼓励政府的干预，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如果本国和外国企业是以差异产品策略寻求控制市场或价格的能力，那么，自然推出的贸易政策就不是政府干预，而是贸易自由。因为在传统的贸易保护论那里，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前提是，经济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生产的产品与发展中国家希望发展的产业生产的产品是同质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从进入该行业开始，就面临强大对手的竞争。相反，生产异质产品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生产者之间不存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问题，它们可以在自己生产的产品层次或档次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贸易。因此，这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不存在政府干预的自然推论。如果企业提出保护要求的话，可能理论是在本国产品实现产品生产档次升级中面临高层次产品生产者的压制或排挤。这些政策实施的主要驱动力不是更大的贸易量或贸易额，而是一国或本国企业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这里可比较的不是贸易规模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增加还是减少，从而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而是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企业所得利润的增减。
    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一国范围内的企业利益与国家总体上的贸易利益出现脱节。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学者们为了分析方便，都假定在国与国之间生产要素不能够自由流动，以便将贸易结构相对固定，进而考察要素禀赋对国际贸易的决定性作用，也便于考察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和贸易结果（贸易的利益分配）。这种假定的正确性不仅来自于理论逻辑上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还不是重要的现象。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以至在我们的逻辑安排中应该放松原有的严格假定，将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流动考虑进来，使理论分析更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如果生产要素可以在国家之间流动，那么可能的结果是，本国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与来自国外的资本相结合，形成在劳动力丰裕的国家设置工厂，从事生产加工，或专门从事全部生产过程中需要密集使用大量劳动力的环节或阶段。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借助资本流动，以寻找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优势或自然资源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各国为保护本国市场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弱化了各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的动力。实际上，在资本流动障碍相对比较小的情况下，这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实现或部分实现了资本由相对丰裕的国家向相对稀缺的国家流动，以弥补不同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同时也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因为资本流动已经部分地克服了各国政府通过关税政策限制别国商品进口的效果，从而使整个世界从总体上倾向于贸易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弗里。威廉姆森和麦克尔。克里门斯的结论是有一定合理性的。2001年他们发表在美国国家研究局的工作论文《为什么1950年以后高关税与经济增长关系会逆转？》[3]中指出的，如果说1950年以前经济增长与高关税之间是正相关的话，那么，1950年以后经济增长与低关税成正相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贸易自由化能够给各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且，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较少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成为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贸易自由化或对外贸易依赖程度的提高不再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人们评判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态度也需要更新。其基本出发点是，这种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或表现。这种表现不是单纯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在许多国家所呈现的普遍现象。
    从事后的角度分析，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表明该国企业受对外贸易利益的驱动，希望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尽管对外贸易依存度属于衡量宏观经济开放度的指标，但从根本上讲，这是企业造成的结果。
    二、企业的全球化与贸易利益的分配
    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各国倾向于鼓励本国稀缺，而外国相对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流入，从而与本国比较丰裕且过剩的生产要素相结合，使本国的生产要素能够被充分利用，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要素在国际之间的合理配置可以发挥出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势，从世界的角度看，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种增加的收入或利益显然要在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在此背景下，各国的贸易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其各自投入要素的数量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配的。理查德。布里切尔和卡洛斯。达吉。阿里扬德罗1977年发表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关税、外资和悲惨的增长》[4]对这种外资引进与东道国的利益给予了全面分析。为了分析上的方便，他们假定，在东道国征收进口关税的条件下引起外资流入。图1中表明了这种影响。
    
    在图1中，一个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小国（我们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其初始的均衡点为P[，0]，如果没有引进外资，国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仅以本国资本和劳动的拥有量为界限，表示为TT′，国内的比价线为DD′，它在P[，0]点切TT′。假设国际比价的斜率为I[，0]I[，0]′，消费均衡点为C[，0]（同P[，0]），直线I[，0]I[，0]′与DD′相交表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交点。现在先考察效应2的情况。如果资本存量增加，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可能性边界会向外移动，即从P[，0]移动到P[，1].根据罗伯津斯基定理和该点在罗伯津斯基线（RR′）上，P[，1]位于P[，0]的西北方向。由于罗伯津斯基线比世界比价线要陡，总产量的增加，使国际比价线也从I[，0]I[，0]′外移到I[，1]I[，1]′，相应地消费点从C[，0]移动到C[，1]（同P[，1]），福利水平提高了。如果世界价格线比罗伯津斯基线还要陡，福利水平将会下降，由此，效应2将为负数。
    现在我们考察效应3的情形。假定我们从总的产量中减去外国投资的利润，留下的只是国民收入部分。而且假定，外国投资者得到所有增加的产量，并以出口品的形式汇回外国投资者国内，则汇回的利润为P[，1]Z ，即是P[，1]到DD′的水平距离。如果该量商品按照国际比价I[，2]I[，2]′交换，其消费点为C[，2]点。由于C[，2]点在C[，0]的西南方，因此，资本内流减少了国内的福利。
    因此，尽管在不考虑外国投资者汇回利润的情况下，引进外资会增加东道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从而是资本积累增加了国民福利。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将增加产量的利润按照市场平均报酬率的数额汇回本国，则有四种可能的情形：第一，决定于投资者汇回商品的形式，不是外国消费何种产品，而是东道国消费何种产品。第二，如果东道国对外国投资汇回的利润征税，如征收从P[，1]Z到P[，1]S 的量或更少，则本国的福利水平与引进外资前相同或有正的增加，从而资本净流入的效应是零或正数。如果本国进口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的流入将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优势，从而本国的福利水平肯定是正数。第三，如果本国进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内流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效应2为正数，即福利增加。第四，在政府给企业贸易补贴的条件下（或负关税），资本内流的净影响也是正的。当然，由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外资流入带来的利益超过投资利润汇回的损失，资本内流的净影响是正的，不会出现投资的悲惨增长。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引进外资只有在全部增加的产量都归投资者所有时才会产生悲惨增长，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引进外资会导致本国福利水平的净增加。至于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1974年诺博奥。米纳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题为《资本和技术流动与经济福利》的论文中指出，由征收关税所引致的外国资本流入能够提高东道国的福利水平，而且能够实现蒙代尔的关税引致均衡①，并有余。在此情形下，资本内流的净利益肯定是正的。
    如果资本进一步内流，则国内资本品的生产就会进一步增加，东道国的福利水平进一步上升，当资本进口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东道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劳动力丰裕变成资本丰裕时，东道国就变成了完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当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规模足够大时，资本进一步流入的动力不再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引致，而是外生决定的。笔者用一个直观图（见图2）来说明引进外资利益或损失的变化情况。
    
    由图2可以看出，在征收关税初期，外资的流入将造成本国福利水平的下降，对东道国而言，福利水平的最低点为A 点，随着资本的进一步流入，东道国的福利水平逐步提高。当福利水平增加到F 点时，该国的福利水平相当于征收进口关税以前的情况。此后，从F 点到M 点的变动为伴随资本进一步流入所带来的东道国福利水平的上升，接着东道国的福利水平有一个持续稳定的阶段MM′。当该国资本流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转化，使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变成资本丰裕的国家时，该国的福利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即从M ′点进一步上升到D 点。这个过程表明，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如果伴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则资本流入在初期可能不利于东道国，甚至形成净的福利损失。但是，随着外资总量的进一步增加，东道国的福利水平会逐步提高，直到东道国生产要素的丰裕度发生变化。
    因此引进外资产生两个方面的明显效应：一是实现了跨国界的生产要素的结合，从而意味着各种要素所有者按照要素的投入量进行利益分配，东道国所能够做的是通过征税，调整增加产量部分的分配比例，以保护东道国的利益。二是伴随外资流入量的增加，国内的资本集中加快了，当这种集中达到一定程度，东道国特别是小国的生产要素的丰裕度或结构会发生变化，甚至原来劳动力比较丰裕的国家会变成资本比较丰裕的国家。该结果正好是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工业化过程中所特别需要的。
    三、中国贸易依存度与外资引进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9.8％左右上升到2004年的70％。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2004年统计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计算。进出口总额为美元价值×当年平均汇率（1美元＝8.2765人民币元）。
    由表1所示，26年来，尽管一些年份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总的趋势是迅速上升的。特别是最近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直线上升，且幅度较大，反映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由于引进外资所带来的加工贸易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贸易增长。从主观上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同样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迅速上升。
    一些学者怀疑，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否有这样大？为此展开了各种不同的剔除，甚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实际上，学者们更关心的是该比例与中国国内总产值的关系。这种调整要么是重新将贸易依存度估计低一些，要么再高估一些，但根本上还是将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视为经济健康发展中的问题或可能产生问题的威胁。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同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几乎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在对外贸易依存度上都有明显的提高。这种提高意味着，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年至2000年间，世界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1％，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5.4％。据WTO 和IMF 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70年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从中不难看出，各国可以从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中获得经济利益。
    近十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增长十分迅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过度发展和盲目出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我国大量劳动力的存在和工资水平的低下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经营经验缺乏的情形下，企业竞争多停留在同质产品，甚至同种商品生产的竞争之中，因而在大量同质产品充斥市场的条件下，企业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本国市场上通过压价，以低廉的产品价格取胜，获得生存机会；要么将产品出口，以便在相对比较高的价格下出口到其他国家市场。一旦某个企业得利，又进一步产生出口示范效应，从而产生竞相出口、压价出口的局面。结果一方面压低了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一旦我们以低价大规模地出口产品，又遭到别国反倾销、特殊保障等方面的制约，在相当程度上侵蚀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益。跨国公司的转移价格又将本属于中国的利益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这些问题虽然政府有明确理论指导下的贸易政策和产业引导政策，但也面临着两难处境：一方面我们不能强制地限制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密集型生产行业；另一方面也难以阻止本国企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所创造的出口。因为无论对内的限制，还是对外的限制，在找到合适的出路以前，采取任何限制措施都无异于将剩余劳动力置于失业状态或回到农业劳动中去。因此，我国贸易利益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或依靠对外贸易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利用我国极大丰裕的劳动力过程中的问题。
    同时，我国对进口产品的依存度也非常高，特别是一些敏感产品更是如此。据统计，2003年中国钢材、氧化铝、铁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分别增长51.8％、22.6％、32.9％。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35％左右，据专家估算，到2020年将达到60％。这种依赖特别是对资源性产品的依赖，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控制系统，将难以应对国际市场垄断者控制市场的行为，从而给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冲击。我们能够相信的是，市场经济将教会我们的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市场冲击，我们不能因为可能受到损失或冲击就不去发展经济，或关起门来发展经济。
    从中国所获得贸易依存度提高的福利看，对外贸易能够带来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在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度的量化分析中，学者们的测度方式不同，但结论基本相似，即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贡献是正的。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GDP 每增长10％，对外贸易的贡献度为2.5％[5].一些学者将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相区别，指出多数的贸易利益被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生产企业得到，我们的净利得比较少。据统计，2000年、2002年和2003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分别占到49.80％、53.16％和55.42％，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至我们必须承认，对外贸易的相当一部分利益被外资企业的所有者获得。中国从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主要是在外资企业中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外资企业所得的税收、某些技术外溢的示范性效果和生产经营的经验等等。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1979—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4997.6亿美元，如果加上2004年引进的604亿美元，共利用外资达5600多亿美元，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资本的稀缺，促进了我国整体上的工业化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经说道，如果等到资本积聚到一定程度再修铁路，恐怕到今天还很难建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希望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迅速实现我国经济的工业化，通过外资引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储蓄率，为工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从而使中国逐步成为资本比较丰裕、工业化和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
    当然，经济的国际化本身就意味着本国经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果别国垄断和控制国际市场的能力比较强，而我们控制本国市场的能力比较弱，那么过度的国际化将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被动局面。诺博奥。米纳比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需要一个过程，特别需要一个在政府干预下的利益转移过程或利益调整过程。伴随着外国投资者不断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他们会更加重视东道国经济的稳定，同时为了稳定自己产品的国际市场，他们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对策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避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齐划一的正确或错误，造成经济总体上的大起大落。
    但是，就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不能满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或措施，实现由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向国民生产总值的转变。在技术领域，由求其所在转向求其所有，在学习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增强自身的独立性。
    四、结论
    我们的分析表明，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总体相关程度的指标。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各国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日趋明显。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是迅速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经济工业化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对外贸易利益要从多个方面客观考虑，有利有弊，有长期利益和短期损失。中国政府和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逐步成熟起来，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从追求对外贸易总额的迅速增长转向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是我们的政策目标和企业目标，以多样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代替过分单一的过度使用劳动力的产业是我们产业转变的关键。
    收稿日期：2005—08—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基金（A02603）
    注释：
    ①1957年蒙代尔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其成名论文《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指出在商品流动遇到自由流动的障碍时，如果没有要素流动的障碍，那么要素流动会代替商品流动，同样会实现赫克歇尔和奥林所提出的论断“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只不过，这里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不是通过商品的自由贸易实现的，而是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的。与此相适应，通过要素流动所实现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同样也带来了商品价格的统一，从而商品市场也实现了均衡。
    「英文标题」Dependent Degre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Trade Interest
    「英文摘要」The dependent degre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s the indexreflecting how a nation's economy as a whole relates to internationaltrade ，in a sense ，an index provides the analytic foundation for allof the controversies around the trade benefits.While economic globalizationgenerally advanced all nations especially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rnationaltrade dependent degree，it is necess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s toachieve their goal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ome improvement in virtueof international trade.
    「作者简介」佟家栋（1959—），男，天津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天津300071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徐毓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Michael A.Clemens and Jeffrey G.Williamson，“Why Did the Tariff-GrowthCorrelation Reverse After 1950？”，NBER Working Paper ，9181，2001.
    [4]Edited by Jagdish N.Bhagwati ，International Trade：SeletedReadings，The MIT Press，1987.
    [5]佟家栋。发展中大国的贸易自由化与中国[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