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邹静娴 张斌：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开放

    
    对外开放政策，尤其是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选择与失败的工业化有密切联系。受到过度保护的工业部门难以保持高效率和持久增长，开放程度更高的工业部门则保持了高效率和持久增长。具体机制如下：对外贸易、FDI/ODI开放政策→鼓励国内贸易品企业与国际企业展开竞争→强大竞争压力下，国内贸易品企业不得不提升效率和产业升级；对外贸易、FDI/ODI开放政策→更充分地利用比较优势，跨企业、跨行业地更有效配置资源，由此带来的收入提高和工业品相对价格下降也为中高端服务业部门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相比，更低的开放程度，以及对国内贸易品部门企业各种形式的保护，不利于激励企业提升效率，不利于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对于其他部门发展的溢出效应也大大下降。
    2.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
    前沿组和赶超成功组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相当成功，尽管这些经济体也出现过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甚至是危机，但是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反观赶超失败组，宏观经济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剧烈的高通胀长期困扰宏观经济稳定，对资源配置带来了负面影响。
    赶超失败组高通胀现象背后的原因复杂。特别是对于赶超国家而言，由于经济供给面相对脆弱，小的外部冲击也可能带来较高的通胀压力。从中长期来看，高通胀的根源在于过度的货币发行，而过度的货币发行与汇率制度选择和资本项目开放政策有密切联系。
    在贸易和投资日益开放的背景下，过度开放的资本项目管理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会加剧宏观经济不稳定。资本过度流入/流出对国内流动性供给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显著冲击，货币当局难以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入期间经济过热和通胀，资本流出期间经济收缩和通缩。此外，如果国内金融体系发育程度不高且监管不完善，过度的资本流入/流出会带来资产价格的过度上升/下降，这也严重威胁了宏观经济稳定。
    不同的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作用有所差异。一方面，如雷伊指出的，即便是浮动汇率制度，也难以充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抵消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另一方面，现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所指出的，浮动汇率虽然不足以完全化解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冲击，但是与不能浮动的汇率体制相比，浮动汇率对于平抑资本流动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给国内货币政策也留下了更大空间。从经验来看，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放弃中间汇率制度，货币当局放弃了与外汇市场参与者的博弈；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体越来越多，特别是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基本都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一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或者严重附属于某个大国的经济体，放弃了国内货币政策，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或者货币局制度。
    从前沿、赶超成功和赶超失败三组的经验来看，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都在持续提高，资本项目政策面临的不是开放或者不开放的问题，而是个时机选择问题。从资本项目开放中获益，面临着一系列的门槛。普拉萨德和拉詹指出这些门槛包括：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制度质量、贸易开放度。
    对中国开放政策的启示
    1.贸易政策。进一步的对外贸易开放对赶超成功仍有巨大促进作用。就目前而言，从关税税率等传统指标来看中国的整体贸易开放程度水平较高，进一步市场开放的争议重点在于：对以农产品为代表的敏感商品的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劳动者保护、环境保护政策等。改革的方向仍然是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减少对国内市场的保护，让中国与国际市场更紧密的融合。
    从国内工业部门的发育程度来看，强调对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保护也越来越符合中国的利益。一方面，对这些领域的保护有利于中国更紧密地融合到国际市场，更深度地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持续快速提高，中国制造业发展已经从数量扩张阶段过渡到了质量升级阶段，强调对知识产权、劳动权益以及环境的保护本身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
    2.FDI政策。中国对制造业领域的FDI采取非常宽松甚至是优惠的政策，进一步开放FDI的重点领域是现代服务业，包括健康、教育、环境保护、交通、通讯、金融、娱乐等。这些领域的开放对于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至关重要。
    赶超成功组在赶超阶段要完成两个关键任务：一是达到一定高度的工业化（8000—10000国际元以前）；二是从工业驱动转向服务业驱动（8000—10000国际元以后）。从工业向服务业的驱动转换过程中，新的增长引擎并非泛指所有的服务业部门，而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部门。在现代服务业部门引入FDI，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类似制造业部门引入FDI：资本和技术流入，以及更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这些都有利于服务业效率的整体提升。这些部门的效率提升，也正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内容。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引入FDI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是鼓励竞争，从中提升效率。如果FDI的引入让一个力量主导了市场，造成了垄断，那么无论这个力量是外资还是内资，对于行业发展非常不利，需要相应的规则防止行业垄断。
    3.ODI政策。赶超成功组的中后期，ODI会快速上升。在经历了初期的发展以后，国内工业部门在资本、技术等方面有了积累，立足于全球市场布局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企业发展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ODI也因此开始快速上升。中国近年来企业海外投资的大举上升与国际经验一致。
    政府在ODI当中发挥的作用，一方面是减少相关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在海外市场（尤其是发展程度较低的海外市场）遭遇的市场失灵问题，比如日本政府在1970年代时为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优先支持。针对中小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与技术劣势，日本政府建立了许多专项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并为其创建了专门的技术支持服务。
    4.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开放。从国际经验看，所有的大型经济体都优先考虑国内货币政策目标，放弃外汇市场博弈，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中国越早从中间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过渡，就能越早摆脱汇率升值/贬值预期和资本单边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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