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新形势下的中国外贸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在推动中美乃至“中国制造”与整个外部市场“脱钩”的喧嚣声中，中国的货物贸易和外商投资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外贸外资发展之路？新形势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如何？如何研判当下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
    改革开放创造的外贸奇迹
    自1978年全面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持续大幅度提升。1981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突破1%而达到1.09%。2010年，这项指标自晚清以来首次突破10%而达到10.31%。到2015年，中国这项指标达到13.76%，为近代以来最高峰。2016年（13.09%）、2017年（12.77%）直至2019年，中国这项指标虽然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2%—13%，大致相当于美、德两国的1.5倍，相当于日本的3倍，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虽然中国名义GDP总量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50%左右的差距，但货物贸易出口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之冠，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长期保持这一地位。
    更为突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外贸是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减速的环境下实现上述增长实绩的。中国没有在世界经济、贸易高速增长的“顺风”环境里实现经济贸易的超高速增长，而是在全球经济、贸易整体减速的“逆风”环境里实现了经济贸易的超高速增长，进而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正是基于中国外贸的上述成就和中国外贸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全方位贡献，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外贸奇迹”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最辉煌的篇章。
    日本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在其《发展中经济类型的国家与日本》一书中断言：“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仅仅是由于对外贸易的相应发展才得以实现。”与此类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总结为顺应比较优势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相应地，外贸发展对造就“中国奇迹”作出了全方位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贸易发展拉动了中国产业与经济增长；通过根本改善国际收支、增强国际清偿能力，贸易发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贸易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众多体制改革的切入点；贸易发展为中国创造良好外交环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贸易发展对中国环保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改革开放带来的外贸启示
    在历史与全球背景下纵览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历程，最大的启示，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二是要永葆自我革命、自我更新的勇气。
    改革开放前，由于一直面临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压力，外汇储备不多，国际清偿能力有限，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加之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来销售渠道和管理知识，改革开放后，外商直接投资较快超越外债成为我国利用外资主渠道。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软硬环境都存在众多问题，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东亚、东南亚经济体，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就必须实施较强力度的优惠政策，以抵销外商眼里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流量大国，软硬环境已经显著改善，持久的高强力度优惠政策扭曲市场的负面作用则日益显现，推行“两税合一”势在必行。
    21世纪第二个10年末第三个10年初，中国要素成本上升趋势明显，国际竞争力有遭遇显著削弱之虞，发达国家加大力度实施“再工业化”，中国部分传统产业出走。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市场准入，加大力度招商引资，改善商业环境，又是必然的选择。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不断发展演变的世界上，具体政策做法因应现实不断调整，永无止境，国家利益才是永恒的北极星。
    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今日之中国需要改革开放再出发以消除暮气、永葆朝气，而在改革开放再出发中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为什么要“以开放促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随着中国国内产业发展日益成熟，随着中国以远超世人预期的出色成绩克服一个又一个掣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缺口”，我们客观上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更大规模利用国际市场的投入品来保持国内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成本竞争力；通过分享中国成长的机会来引导外部贸易伙伴与中国市场、中国规则接轨；通过引进竞争压力的“鲇鱼效应”强化国内市场竞争，保持国内产业的活力。
    发展新时代的开放经济
    作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农业国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之初就不得不直面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份额、没有平等参与的身份，甚至被东西方集团先后实施的全面贸易禁运剥夺了参与国际主流市场的机会。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启动，新中国创造了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经济持续增长奇迹。今天，我们要发展新时代的开放经济，一是要更加自觉、充分地运用“大国效应”，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二是要自我超越，进一步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对于力求向国际分工体系格局高端攀登的后发国家，其国内产业、国内市场与海外产业、海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相对较小，新兴制造业只有通过打开海外市场才能充分发掘产业规模效益的潜力，实现较快发展。而在缺乏品牌、技术和销售渠道优势的条件下，为了打开海外市场，出口定价较低、用国内市场利润补助开拓海外市场便成为常见策略。及至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国内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国内市场容量大幅度扩张之时，这个国家需要转为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的策略，从而更快地实现发展目标。
    在中国历史上，“大国效应”长期对工商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国内可贸易品市场规模的扩张又使其与外部市场规模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有利变化，中国已经具备条件转入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的策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令中国的综合优势进一步凸显，增强了中国实施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而巨大的国内市场又是通过以下机制推动国内产业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的：抑制收入波动性；竞争性投资生产创新机制；摆脱规模效益与竞争机制无法兼顾的困境；标准制定权；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
    要持续发展开放经济，实现贸易强国目标，我们要走出对开放经济的某些思想认识误区，无论其貌似如何“流行”。在这些思想认识误区中，最大误区莫过于将“扩大内需”与发展开放经济对立，贬低出口作用；以及在“经济安全”旗号下过度追求自主生产、降低对高技术产品等战略产品进口依赖度。这些思想由来已久，2018年以来又因中美贸易战特别是中兴事件而声浪大涨。
    十余年来，国内外几乎异口同声的主流声音，一直是要求中国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次贷危机和近年的“逆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性。但我们推行的这种转变不能误入歧途，不能把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混同于高度依赖国内资源，“价值形态的低外部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部依存度”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
    特别是中国自然资源不足，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负担；只有在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的基础之上，中国的众多人口才是巨大财富和力量之源。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蓝领劳动力不足问题日益显现，“人口老龄化冲击”已成社会热门话题，倘若没有开放经济长足发展所创造的众多现代产业部门就业机会，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去讨论劳动力缺口问题，而是还在应对就业机会不足。
    中国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显著提高。2019年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7.8%。我们要因应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消费，但持续、过度依赖消费蕴藏着一系列巨大风险。
    第一，中国近年消费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居民部门储蓄减少、负债率大涨而换来的。继续任其发展，存在以此为突破口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第二，长期过度扩大消费并实施相应推动政策，以至于形成透支基础上的消费扩张，进而国际收支格局逆转，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将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空心化，给竞争对手创造赶超的机会，同时损害国民自我奋斗精神。第三，一国透支基础上的消费扩张归根结底必须以其军事霸权为基础，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军事霸权，将军事实力用于这个方面也不符合中国国家长期利益。第四，中国过度强调消费、减少国民储蓄，可能导致整个国际经济运行不畅。近20年来，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运行比较顺畅，其基础之一是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体充当了最重要的储蓄供给者。如果中国走上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道路，国民储蓄锐减，甚至转为储蓄净吸收国，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还能顺畅运行吗？纵览当今国际经济体系，还找不到这样一个替代的储蓄净供给者。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中，中兴事件让国人深切地体会到了战略性核心技术过度依赖别国、特别是视自己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的风险，集成电路投资热潮由此迅速兴起。重申“自力更生”原则，推进核心战略技术自主研发与产品生产，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把“自力更生”推向极端，以至于主张所有核心技术产品都必须自制国产，则是错误的。在这个全球化的市场上，一个企业、一个产业要想保持市场竞争力，就必须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组合，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如此。背离这一原则，不顾现实而盲目追求尽可能提高国产自制比率，我们的高技术产业就会被市场淘汰。
    疫情冲击下的外贸“危与机”
    毋庸讳言，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中国对外经贸面临出口订单较大幅度减少等重大现实困难。而且，疫情爆发之初，国际霸权主义势力就企图借此推动实现美国乃至整个外部市场对“中国制造”脱钩。据媒体报道，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从本国经济刺激计划中拨出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迁出中国；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也在4月9日公开主张，将回迁美国的企业资本支出百分之百直接作为费用抵扣，以此激励美资企业从中国回迁美国。所有这些，都在中国社会引发了比较广泛的担忧。但总体而言，这些困难、挑战都是可以克服的，推动外资企业迁出中国的企图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更多地属于美国大选年的竞选言论，而不是深思熟虑、期于必成的战略。
    疫情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脱钩与否，有三种可能的结局：加速脱钩；脱钩被遏；逆转脱钩。
    倘若出现以下情况的组合，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加速脱钩将不可避免：“中国制造”可替代性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局限于中国境内；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旷日持久；其他国家和地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能力、意愿至少与中国一样，甚至更强；中国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超强力度动员是过度的，也是不必要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佛系”应对措施足以有效应对。
    在下列条件下，“脱钩”会遭到有效遏制：“中国制造”难以替代；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就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恶化；中国较快实现全面复工。
    如果不仅出现了上述第二种情况的3项条件，还出现了以下条件，外部市场就非但不可能与“中国制造”加剧脱钩，此前的“脱钩”苗头反而会发生逆转：疫情冲击激励了中国经济与技术的创新；疫情“全球化”而对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和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同样产生重大冲击；其他国家和地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能力、意愿和效果明显落后于中国。
    
    
    自2月下旬以来，中国有条不紊基本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海外各国和地区则深受疫情“全球化”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当前这个阶段，又以两三百年来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欧美国家受创最为沉重。
    我制定了两个指标来衡量各国疫情严重程度，一个是“全民确诊率”，即一国（地区）确诊病例数占其总人口比例，超过中国3月9日24时水平（0.58名/万人）为疫情严重；一个是“全民死亡率”，即一国（地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占其总人口比例，超过中国4月5日24时水平为疫情严重。计算结果令人震撼。
    其他几乎所有国家检测确诊门槛都比中国高很多，因此漏诊比中国多得多。其治愈标准又比中国宽松很多。即使不考虑这一点，截至北京时间4月6日10时34分，除独联体和非洲之外，也至少有64个国家全民确诊率超过中国，其中有49个国家全民死亡率超过中国。
    在欧洲，独联体之外的40个欧洲国家（梵蒂冈除外）全民确诊率全部超过中国，最高者达到中国的125倍，欧洲五大国英、法、德、意、西全民确诊率最低为中国的12.6倍，最高为中国的48.4倍。这些国家中，除5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全民死亡率全部超过中国，最高的西班牙高达中国的112.9倍。即使许多人称道的德国，其全民死亡率也达到了中国的8倍。
    盎格鲁—撒克逊五国（美英加澳新）全民确诊率全部超过中国，除澳、新外，全民死亡率全部超过中国。其中美国的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分别为中国的17.6倍和12.3倍。
    时隔数日，欧美国家的上述疫情数据又大幅度上升。正因为如此，自3月份官方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数在美国大爆发以来，美国失业人数猛增，市场普遍预期欧美国家二季度GDP将萎缩6%甚至两位数。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开始在社会治理薄弱、医疗卫生体系滞后的非洲、中东、南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蔓延开来，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群体面临严峻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现第二种结果，即有效遏制“脱钩”已成定局。经过努力，实现第三种结果也是大概率事件。中国抗疫和复工组织动员高效，对比其他国家疫情的蔓延，众多大型西方跨国公司的海外工厂大部分、甚至全部关闭，只有中国业务正常开工运营。面对这样的现实，理性的企业经营者的合理决策是在中国加码，而不是离开。
    今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多半会出现萎缩，萎缩幅度甚至有可能超过2008—2009年次贷危机高峰之时。而中国在全球出口总额中已经占据了相当份额，强求今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绝对数值不下降，可能不太现实。但即使中国今年货物贸易出口额绝对数值减少，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也会上升。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达14306.9亿美元，2009年锐减至12017亿美元，但中国正是在这一年超越德国，登顶全球第一出口大国。今年与次贷危机之时一样，危机冲击凸显了中国的优势，重演10年前中国优势增强的一幕，完全有可能。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