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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多方面挑战和冲击。在这一特定背景下，3月2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疫情冲击下的产业发展”专家网络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疫情下的我国制造业发展、新型产业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发展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虽然疫情一开始，就不断有经济学者提出有感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各种各样的判断和建议，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已经越来越超乎多数人最初想象。疫情对经济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疫情发生范围和疫情持续时间两大变量，现在看，疫情发生范围已经实实在在蔓延到全球，疫情持续时间仍无法具体判断但疫情绝也不可能在第一季度结束，因此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全局性、严重性、非短期冲击性也应该得到共识。具体到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际生产格局下，疫情影响之深和之广都需要充分认识，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现在也必须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认识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应对疫情影响的措施。
第一，疫情冲击已经影响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上升，高度重视我国供应链安全，抓住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的机会窗口，从战略上把握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多元化、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提高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
全球制造网络看，世界制造业可以分为三大网络，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为核心的欧盟区，以及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全球制造业产出的50%以上来自亚洲，2019年亚洲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在其中占比接近60%。因此，疫情对中国制造业冲击，会对全球产业链条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过程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供给链按下暂停键后率先冲击全球供应链某些环节。根据全球最大的商业协作平台Tradeshift交易量支付数据的分析，剔除一般1到2月份春节前后的影响，截取2月16日开始的一周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总体贸易活动下降了56%，中国企业之间的订单下降了60%，而中国企业与国际公司之间的交易数量下降了50%；第二阶段是随着疫情的蔓延，海外供应链梗阻与需求回落反过来进一步冲击中国产业链；进入3月份后，日本、韩国，进而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欧洲地区，北美地区都面临巨大疫情考验和挑战3月中旬，已经有多家汽车公司纷纷关闭了在欧洲、北美的生产厂商。在中国疫情趋稳、复工开工率不断回复的情况下，外部疫情影响又“回灌”，中国供应链可能会从供给中断转向需求中断；第三阶段是全球供应链出现全局性的中断。全球三大生产网络都受到巨大冲击，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供给和需求互相叠加冲击，使得全球供应链将出现大范围中断。现在看来，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正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演进。三大制造网络受到冲击后，从积极应对疫情冲击角度，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的调整。从安全视角调整供应链的出发强调整个供应链的安全可控，这种必然会加剧去全球化的趋势。由于近些年贸易保护主义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供应链已经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数字化的趋势，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巨大冲击，会加重这种趋势，全球供应链布局会面临巨大调整可能。
中国正在努力提高自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促进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当全球供应链面临巨大调整，这既是挑战，也是中国促进产业链水平现代化、价值链高端化的巨大机遇。面对疫情全球蔓延，中国可以是最先控制疫情的国家，获得经济康复的先机。现在看来在第一阶段所担心的中国产业链大规模外迁的压力应该减少了。只有中国有效防止疫情“倒灌”，中国将迎来供应链修复和调整的战略机会窗口。一方面，对于关键产业、关键产业环节和关键核心企业，促进其供应链的本地化和区域化，对于一般产业、环节和企业，促进其供应链多元化和数字化转型，提高我国产业链安全水平；另一方面，在尽快修复供应链的同时，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也许我国会重塑非典之后我国供应链在全球地位不降反升的奇迹。
第二，基于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程度和产业自身特性，对我国供应链进行分类管理，针对性地迅速恢复供应链和推进供应链全球战略调整。
对于化工这类典型流程式生产的产业，其上游炼化环节总体受疫情影响小，春节期间连续生产，只是负荷有变化。但该这个环节属于于重资本行业，发展惯性大，产业链有着较强的粘性，供应链更加紧密，一旦被打散，市场恢复比较困难，所以一定要确保企业出现重大资金风险。现在由于石油价格大幅降低，这对于上游炼化行业已经出现了重大机遇。该行业的下游精细化工，以中小企业为主，多采取订单制，因全球疫情影响而产生的防疫化学用品需求或有增长，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市场机会。但对于一些橡胶塑料等处于产业链中游的化工原料，我国对日、韩、美、意、德依赖程度较高，随着疫情发展会影响我国产业链条。应注意的是，由于精细化工终端产品的专用性过强，疫情影响会使得需求波动大，为规避因此造成的产业链震荡，可适当提高中间体化工产品的比重，同时要推进供应链的多元化全球布局，以灵活应对精细化工终端产品订单变动而造成的风险。总体而言，疫情给大化工行业提供的机会大于冲击，关键是要及时全面复产，抓住机会促进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对汽车、电子、机械、家电、服装等离散型制造的产业，现在看来疫情影响比较大。在第一阶段，从湖北和武汉的产业集中度看，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以及生物医药会受到较大影响。以汽车为例，湖北汽车行业的供应链影响会最为突出，湖北是中国四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也是零部件企业汇聚之地，规模以上车企1482家，2018年整车产量220万辆，占全国9%，湖北汽车零部件生产已经占全国比重13%。第一阶段的中国疫情冲击已经对全球汽车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2月10日，韩国五大整车企业全部因中方提供的零部件耗尽而暂停其境外生产；2月14日日产汽车公司在日本九州工厂的2条生产线全部停产。随着疫情发展到三大生产网络，到了第二阶段，欧美已经有多家企业宣布停产。随着疫情在海外发酵，必将对我国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形成冲击，传导作用将致使全球汽车供应链受到难于估量的影响，也将走向第三个阶段，对全球供应链中断。总体而言，在第一阶段，我国产业的供应链对全球供应链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包括纺织服装、家具以及电子、机械和设备等领域。
从疫情回灌对我国供应链影响角度分析，第一阶段作为供给方由于国外需求减少上述行业还会受到影响，服装、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光学与精密仪器、化学品、空调、玩具、家电都会受到影响。作为需求方，机电、化工、光学仪器、运输设备和橡胶塑料等方面对日、韩、美、意、德等国的依赖度较高，较易受到疫情升级的冲击。尤其是光学影像、医疗器械、车辆及零部件、集成电路与半导体等产品，自疫情国进口的高附加值零件、设备面临中断风险，会受到较大冲击，但也是我国替代创新、自我升级的机会。另外，当前资源品进口受疫情冲击小，价格下行使国内进口链的下游行业成本下行（矿石、能源）。
第三，作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一项重大任务，紧急整合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行业协会等资源，在采取综合救助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加速建立分重点行业、重点地区供应链安全评估与风险预警制度。
在分类指导、分区施策方针指导下，除对疫情严重地区继续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外，其他地区分区分级实施差异化防控策略，力争有序组织企业及早复工复产，这是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从中央到地方，已经纷纷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扶持企业渡过难关。一方面，要从全局性、系统性的角度来协同强化落地各地政府对制造业企业的税费减免、利息减免、 贷款展期、企业经营成本补贴、物流畅通、通关便利等各类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要抓住关键环节、关键企业、关键问题服务企业，保证整个供应链的正常运转。这具体包括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招工、原辅材料和产品发货运输、供应链对接等相关困难和问题，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复工，加强区域间产业协同协作机制，保障物流畅通效率。对于中小企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注重保护关键产业链中掌握核心技术“小巨人”企业的稳定运营。首先在卫生防疫方面，要加大对中小企业进行公益支持力度，提高其卫生防疫能力，在保证其安全性前提上，允许其及早复工复产；其次要鼓励这些行业和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尽可能创新拓展其在线化、个性化服务模式；三是要充分发挥公共平台和大型平台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支持作用，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提高其经营便利。
临时救助企业、尽快修复供应链的综合措施必要且急迫，但还必须从长远考虑建立供应链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制度，这可以归为中央在2019年提出的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一部分。通过供应链评估和风险预警，科学评估疫情对供应链冲击的溢出效应和传导效应，分析评估供应链整体和关键环节对于疫情的抗冲击能力，使得应对疫情冲击有科学的基础。一方面，要根据产业特性分类建立相应的供应链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制度，包括区分流程式制造和离散型制造，在离散型制造业中，当前对重点产业对于机械、电子、汽车和家电等产业链较长、对出口影响比较大的行业，迅速建立供应链安全评估机制；另一方面，针对重点的产业集聚区域，建立相应的区域的供应链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制造，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很多产业集聚的地区也需要重点关注。通过该项制度，可以及时将监测的数据和信息及时反馈给供应链参与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便于各参与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抵御可能的风险，从而帮助产业避免因为供应链中断而导致风险。
第四，通过完善供应链金融，提高供应链核心企业以及供应链平台的数字化水平，增加我国产业供应链弹性，促进供应链快速恢复和调整。
供应链弹性主要体现在供应链的两个方面，一是抵御中断能力，在发生重大灾害的巨大冲击时能够保证供应链不中断、以最小的损失平稳渡过的能力；二是中断恢复能力，当供应链发生中断时能够快速反应并找到有效恢复路径回到稳定状态的能力。政府推动供应链弹性应该关注供应链金融的支撑以及核心企业数字化水平。
资金问题一直是我国中小企业关键制约，遇到重大灾难，资金问题更为关键。政府应该供应链金融的视角帮助企业恢复供应链运营，这是政府在推动产业供应链弹性建设的重要一环。对涉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建立重点监测机制，对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和项目，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延长贷款期限和减费降息。允许受灾债务人的旧贷款通过庭外和解的方式予以豁免，担保人的代偿义务得到豁免,避免相关违约对其征信资质的损害。政府出面协调核心企业、供应链企业及金融企业的关系，推进核心企业进行交易确权，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成本，同时调低对中小企业借贷的利率。
通过各种方式推进产业供应链产业平台，协同上下游伙伴企业，聚集各类生产要素，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供需精准匹配，推进供应链全流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更好地服务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同时也是政府提高供应链弹性建设的抓手。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往往可以起到供应链平台作用，能够协调供应链中的企业关系，政府要重视培育产业链中核心企业，一方面通过提高这些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打造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核心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带动整个供应链管理信息化、现代化、系统化水平提高。政府要以数字化建设为目标，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加强供应链流程数字化管理能力建设，利用数字化技术抵消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推动供应链管理的效率变革。
第五，加强联合抗疫，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合作与治理，支持我国企业加快走出步伐，保障全球供应链节点安全，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一是通过巨大的中国制造产能恢复，加大在防疫物资的全球供应保障，支持世界防疫。二是推动供应链安全领域国际合作，与主要贸易伙伴形成供应链安全联合声明，建立多渠道、多层次供应链安全体系，探索“供应链反恐伙伴计划”“供应链自然灾害应对计划”等合作形式，协作处理潜在供应链中断风险。三是与国际海关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合作，在海事、航运、邮政等领域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共建跨区域甚至全球性的富有弹性供应链。四是鼓励我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我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和供应链的能力，减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的“零和博弈”、恶性竞争，形成高度协同、友好合作的供应链战略伙伴关系。五是支持我国企业加强对核心技术、重要原材料、关键节点资源的掌控，在全球消费市场加快构建营销网络，提升参与和构筑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六是将全球供应链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结合，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数字供应链体系建设，构建“数字丝绸之路”，促进沿线国家核心生产要素、区域优势资源、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有效合作。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