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与欧盟均为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战后,日欧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较高。英国因处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和欧盟“桥头堡”的地位,吸引了大量日本企业。随着英国公投决定脱欧、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新冠疫情突发和蔓延,全球经贸体系重构加快。日本积极扩展对外经贸关系,2018年3月推动达成CPTPP,同年7月与欧盟签署日欧EPA。日本此举的目的除了获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之外,更为看重的是塑造和引领新时期的国际经贸规则。展望日欧经贸关系,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今后日本对欧盟贸易将呈扩大之势,与英国经贸关系会显著增强,在欧洲的投资及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将出现调整,而“一带一路”建设客观上将助力日欧经贸合作。
关键词:日欧; 贸易; 直接投资; EPA; 英脱欧; 产业链供应链
作者简介:徐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现代日本经济》2021年第2期
二战后,日本与欧洲地区一直保持密切的经贸往来,继“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之后,2018年7月日本与欧盟(EU)签署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进入2020年,英国脱离欧盟,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并席卷世界,对各国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调整进一步加快。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日本与欧盟经贸关系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势。
一、日欧经贸关系现状
(一)日欧间贸易现状
欧盟一直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2015年以来,日本对欧盟贸易总体呈现增长态势。2019年,在日本出口中,欧盟占11.6%,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在日本进口中,欧盟占12.4%,仅次于中国,其中英国分别占2.0%和1.1%[1]。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其对日出口和进口在其出口和进口中分别占2.9%和3.3%,均列居第七位。英国对日出口和进口在其出口和进口中各占1.9%,日本是英国第七大出口对象和第五大进口对象[2]。
从商品结构来看,日本对欧盟主要出口机械机器、化工制品、原料制品等,其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占比超过1/5。日本自欧盟进口的商品以机械机器、化工制品、食品、原料制品等为主,其中医药品、汽车产品占比较大[2]。英国对日出口中约一半是机械机器、化学制品、杂品等,自日本进口中约65%为机械机器产品[3],产业内贸易在日欧、日英贸易中所占比重较大。
从贸易收支来看,日本对欧盟货物贸易在2012年出现逆差并有所扩大,2019年日本对欧盟贸易逆差额为70.3亿美元。日本对英国贸易基本处于顺差,2016年以后显现出顺差收窄的态势[1]。近两年,日本对欧盟贸易逆差增加的原因主要与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市场需求不振、汇率波动、贸易结构等因素有关。2020年,在疫情肆虐下,日本对欧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对英国顺差继续收窄。
(二)日欧相互直接投资现状
2015年以来,欧盟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2019年,日本对欧盟直接投资余额为55.2万亿日元,在其对外投资总余额中占27.2%,4年间提高了4.1个百分点,仅低于日本对美投资。在日本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余额中,英国占比最大,2019年为34.0%,但与2018年相比下降3.9个百分点,比2017年则下降了4.3个百分点[2]。
由于英国具有良好的文化语言环境、便利的通信和交通设施以及处于欧盟“桥头堡”的地位,长期以来吸引了众多日本企业在英投资和设立办事处。在英国的日资企业中,批发销售业约占35%、制造业约占24%、金融保险业约占12%[4],丰田、日产、日立等日本大型制造商在英国都设有据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脱欧期间,欧洲出现债务危机,日本对英国投资项目有所增加,如三井不动产公司投资3.5亿英镑收购英国广播协会的大量开发用地;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出资34亿英镑收购英国一家公司,以扩大海外经营[5]。英国决定脱欧后,日本对英投资减少,也反映了英国决定脱欧对其引进外资造成了一定影响。
据日本方面统计,2019年欧盟对日直接投资余额为13.1万亿日元,在外国对日直接投资总余额中占38.6%,欧盟是日本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其中,英国对日直接投资余额在欧盟对日直接投资余额中占19.1%,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比2017年则提高了5.5个百分点[2],表明英国决定脱欧后对日扩大投资。
与日本对欧盟直接投资相比,欧盟对日投资规模仅相当于前者的1/4,但其所占比重较高,主要是由于战后日本对引进外资一直持有审慎态度,引资规模不大,而欧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见,日本与欧盟之间在投资领域的关系比贸易领域更加密切,投资的相互依存度较高,这与双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营商环境等因素有关。
英国金融业发达,伦敦是进行欧元融资交易的重镇,日本主要金融机构在伦敦大都设有据点,由此带动了日本企业进入英国和欧盟。企业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反过来也推动了日本金融机构对欧扩大业务。在英国及欧盟地区的日资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为日资企业提供资金交易、国际贷款、发行债券等服务。
二、日欧EPA的经济效果和战略意义
日本与欧盟之间在2013年4月启动了EPA谈判,原计划于2016年完成,但由于双方在各自敏感领域的分歧较大,一直难以达成协议。
随着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2017年年初特朗普就任总统开始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给欧盟、日本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造成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日欧EPA谈判提速。2018年7月,日本与欧盟签署EPA,并自2019年2月起生效。日欧EPA是安倍政府经济增长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迄今发达经济体之间达成的最大自贸协定,它涵盖了削减关税、非关税壁垒、原产地规则、电子商务、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农业合作、中小企业、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
根据日欧EPA,欧盟对日本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减少进口限制,会促进日本对欧扩大工业品出口。据日本官方测算,日欧EPA将拉动日本实际GDP增长1.0%,其中民间消费提升0.6%,拉动投资提升0.2%,对进出口贸易则存在正反效应。相比而言,日欧EPA给日本带来的经济效果大于日美贸易协定(0.8%),但低于CPTPP(1.5%)[6],促使日本就业人数增长0.5%(约29万人)[7]。由于日欧EPA生效时间仅两年,又赶上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扰乱了国家和地区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其实际效果还有待于观察。从长期来看,日欧EPA有利于日本对外贸易及国内经济增长,更多欧盟农产品的进入也会促进日本农业领域竞争,从而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及市场化水平。
不仅如此,在地缘政治错综复杂、全球贸易体系调整加快、大型FTA不断发展的形势下,FTA的签署往往存在经济利益之外的动因。2018年以来,除了日欧EPA之外,CPTPP、升级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即USMCA、日美贸易协定等相继签署和生效,这些协定均由欧美日发达经济体主导,并且具有覆盖经济活跃区域、标准高、跨地区、排他性等特点。日欧EPA对日本而言,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并非关税减让、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收益,而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数字贸易、政府采购、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议题上,提升自身对规则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近几年,日本参与签署的多边贸易协定均涉及数字贸易内容。譬如,CPTPP中包含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减少数据流动壁垒、推进数字贸易便利化、加强国际协作等内容。在2019年10月日本与美国签署的日美贸易协定中,在货物贸易领域外增加了数字贸易领域,反映出日本有意在新一轮国际经贸体系转型中塑造和引领规则标准的战略意向。在未来国际经贸体系的重构中,大型FTA将产生深远影响,后疫情时代国际经贸主导权的竞争将会持续并且更加激烈。
三、日本与欧盟经贸关系动向及发展趋势
2020年1月31日,英国开始脱离欧盟,欧盟从此失去一个重要成员,意味着欧盟整体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会下降,历经60多年的欧洲一体化有所倒退,而英国收回了预算、贸易、法律、移民等控制权,获得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独立签署贸易协定的权利,也预示着欧盟和英国将重新调整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对外经贸关系。
如前所述,日本与欧盟、英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英国脱欧及各自对外经贸关系的调整,给日本海外贸易投资及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带来影响,日本对欧经贸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趋势。
(一)正常情况下日本对欧盟贸易将呈扩大之势
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布森(Peter Robson)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他认为,签署FTA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协定缔约方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在正常情况下,日欧EPA会给双方带来“贸易创造”“市场扩张”“促进竞争”等效应,使各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获得更大的贸易空间,更便于吸引产业转移和投资,促进区内资源优化配置以及产业升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据欧洲委员会测算,日欧EPA会拉动日本GDP提升0.61%,拉动欧盟GDP提升0.14%;日本对欧盟出口将增长23.5%,欧盟对日本出口将增长13.2%;日本汽车等运输机械、化学品的生产会明显增加[8]。可见,日欧EPA对日本经济、贸易的拉动效果大于欧盟,这主要是由于欧盟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占比较高,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会更明显。
在加快推进EPA战略的同时,日本也越来越重视提高其利用率和效率。从日欧EPA生效后的实际情况来看,2019年2—10月,日本利用优惠关税措施对欧盟的货物出口额约为1万亿日元,在总体利用优惠关税措施的贸易额中占23%,这一比率高于对日本-东盟EPA、CPTPP等贸易协定的利用率[9],表明日欧EPA给日本带来更明显的“贸易创造”效果,协定生效当年日欧间红酒、汽车等产品的贸易显著增长。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特殊情况下,2020年的日欧贸易也受到较大冲击。疫情过后,被压抑的需求势必得到释放,双方贸易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呈增长态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自由贸易区的实践证明,其对缔约方经济贸易的拉动效果并不持久。随着区内自由化政策的逐步消化和吸收,加之各国和地区越来越注重对外经贸关系的多元化发展,日欧EPA的经济效果将会递减,逐渐进入一种新的常态。因此,要想保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只有不断推进改革和创新。
(二)日本与英国经贸关系将显著增强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加入欧盟,英国在欧盟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其经济、贸易规模仅次于德国,人口数量仅少于德国和法国。英国出口贸易的40%多面向欧盟国家,尤其矿物燃料、纤维制品、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出口的一半以上是在欧盟内部[3]。英国脱离欧盟,意味着不再享有欧盟成员待遇,对欧盟国家的贸易成本会上升,产品和服务竞争力下降。为减少这种不利影响、维持经济社会稳定,英国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投向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并采取减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由此也使英国政府放弃了2020年实现财政平衡的原定目标。
同时,脱欧也使英国面对的外部环境趋紧。随着2020年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英国不再作为欧盟成员存在于WTO内,而需要向WTO提交关税安排,获得批准后方可生效,在这期间英国与WTO成员之间的贸易活动是以非成员标准征收关税。并且,欧盟已有的几十个自贸协定中的优惠条件对英国也失效,包括日欧EPA。在上述情况下,英国开始加快推动对外经贸谈判,2020年1月以来,与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陆续启动了贸易谈判。英美两国因在关税削减、农产品安全标准、医疗服务等方面存在分歧,加之新冠疫情肆虐欧美、美国新旧总统更替,双方谈判进展比较缓慢。
日本与英国在2020年6月9日开启贸易协定谈判,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便达成协议,同年10月23日在东京签署协定,并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日英贸易谈判是以日欧EPA为基础,“旨在达成一个全面自贸协定,超越之前的日欧协定,在数字贸易和服务等领域设立雄心勃勃的标准”[10]。该协定生效后,日本对英国约94%的商品、英国对日本约99%的商品取消关税。关于原产地规则问题,按照常规,英国脱欧后,在英生产的汽车如果大量使用了欧盟产零部件,则会被视为外国产品而征收高关税。但是,由于日英两国间的汽车产品贸易量较大,日本进口的汽车零部件约15%产自欧盟[11],并且日产等日本大型车企在英国都设有整车工厂,日本汽车工业协会、英国汽车制造商与经销商协会在2020年7月签署了有关日英新贸易协定的意向文件,要求两国政府就汽车贸易原产地规则问题实行优惠政策,日英EPA中有关原产地规则的规定比日欧EPA宽松。
从前文日英间贸易现状来看,对方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均不超过2%,日英双边贸易体量不大,日英EPA可带来的经济收益会相对有限。但是,在特殊的背景下,日英两国“速成”贸易协定,在经济因素之外必然有着更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图。对英国而言,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日本达成脱欧后的首份贸易协定,彰显了英国独立进行贸易谈判的能力,也意味着英国市场更加灵活而趋稳,有利于弱化脱欧这一不确定因素,增强国际社会对英国未来的信心。不仅如此,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在日英贸易谈判启动后不久便表示,英国有意加入CPTPP。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员石川智久也指出,日英EPA有利于推动英国尽快加入CPTPP[12]。协定生效后的2021年2月1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日英EPA也是英国加入CPTPP的“跳板”。CPTPP将会给英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2019年英国与CPTPP成员间的贸易额达到1 110亿英镑,自2016年以来年均增长8%[13]。
对日本而言,随着日英EPA的签署和生效,其与欧洲重要经贸伙伴英国的关系得到加强,在经贸规则上与欧洲国家间的联系得以强化,对外经贸战略进一步扩展。其次,日英EPA是以日欧EPA为基础,可将英国脱欧对日本企业的影响降至最低,同时其内容又不完全局限于日欧EPA,如有关数字贸易条款所涉及的范围超出前者,与日本塑造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战略意向相吻合。另外,美国退出后日本客观上主导了CPTPP,英国要求加入其中,会使日英两国在双边EPA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经贸关系,也有助于日本加快开发与英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印度、非洲等市场。
(三)日本企业调整在欧洲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脱欧前的英国在欧盟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吸引了大量外资,众多跨国企业将英国作为进驻欧盟的一个据点。英国脱欧后,原来设在英国的一些机构和业务迁往巴黎、法兰克福、卢森堡等欧盟成员所在地,欧盟成员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易规模会减少,英国的欧盟“桥头堡”地位丧失,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下降。在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后,安永统计俱乐部就企业海外投资问题进行过调查,其结果是英国退居第七位投资对象国,列在美国、中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日本之后,而在公投之前的同年4月所进行的同类调查结果中列居第二位[14]。
英国是日本的第二大投资对象国,很多日本企业在英国建有生产据点,他们担心英脱欧后产业链供应链会受到影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2019年9月针对在欧日企的一项调查显示,已经受到英脱欧影响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数量的31.0%,比上一年的调查结果上升14.9%,其中在英国的日企所受影响更大,占被调查企业数量的54.0%,比上一年提高28.7%。在欧日企所受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库存增加、客户销售减少、设备投资放缓等方面,今后通关物流便利性降低、关税成本提高、手续增多、欧洲和英国经济下行等影响也将逐步显现[15]。
为适应新的环境和规则,近几年日本企业已开始调整在欧洲的投资结构和产业布局。日本汽车业原本希望经由英国更便利地开展业务并直通欧洲市场,在英国投入了巨资,日产等大型车企在英建有工厂,而英国脱欧导致现状难以维持,随着在英日企对欧盟贸易的手续增多、各种规制及认证等非关税条件的收紧趋严,在英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对此,很多日本企业在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后已经预料到,现实情况也显示日本企业对英国直接投资在其对欧盟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降低,表明日本企业对欧盟、对英国投资已出现变化。有的日企削减在英经营规模,如富士通公司宣布在英裁减1 800名员工,涉及英国办事处多个部门,尽管公司强调裁员与英国决定脱欧无关,而是在实施欧洲转型计划[16],但外界普遍将之与脱欧事件相关联。为吸引和留住日本等外国企业,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承诺对日产公司增资进行“支持和保证”,但其覆盖面和效果受到质疑。
进入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到破坏,引发众多国家和地区对产业布局的重新审视,由此将面临一次产业链供应链的大规模调整和优化布局。2020年8月,日本本田公司宣布将英国生产的主力车型“思域”部分产能迁回日本埼玉县,2021年关闭在英工厂,这部分产能主要面向日本市场,而在英工厂面向北美市场的产能将转移到北美,面向英国的产能则根据日英EPA相关规定确定。随着2020年10月日英EPA、12月英欧贸易协定的达成,日企对英国经济金融环境的担忧有所缓解,日本在欧投资和产业布局的动向需要继续观察。
(四)“一带一路”客观上将助力日欧经贸合作
受益于中欧班列的开通,铁路运输方式的进出口贸易在“一带一路”相关贸易中增速较快。德国西部工业城市杜伊斯堡处于中欧班列的重要中转港,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货运列车终点站之一,货物吞吐量接连刷新纪录,对拉动德国贸易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邮船物流公司在杜伊斯堡建有日资企业最大的仓库,切身感受到“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物流扩大给日本企业带来很多商机”[17]。
日本最大的货运企业通运及伊藤忠物流公司在2018年上半年分别与中国企业启动了“一带一路”相关物流合作,利用中欧班列将日本的电子、汽车等产品运往欧洲,并从欧洲运回加工食品、婴儿奶粉、葡萄酒、汽车、电子零部件等产品。
通运公司还计划利用“一带一路”商机构建从东亚通往欧洲的物流网络。日本日新运输公司利用中欧班列开通了从苏州到法国、德国到武汉等中欧线路。这些日本企业看重的是中欧班列的性价比高,其运行价格大约相当于空运的1/5,运程时间大大缩减,运输效率显著提高。通运公司已开通从中国重庆、武汉、西安等内地城市出发,连通波兰、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货运线路。由于所连接的城市与大型集装箱货船出入港湾之间有一段距离,如果利用海运转陆运的话,运行时间和成本会增加,而利用中欧班列,从西安到波兰仅需要12~13天,为海运时间的1/3左右[18]。
日本企业计划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和需要,进一步扩展中欧班列的运输线路和服务范围,增加运行频率。另外,从事发电相关业务的三菱日立电力系统公司在“一带一路”铁路沿线国家波兰华沙设立了具备统筹功能的办事处,旨在加强火力发电业务洽谈以及向客户的提案能力。可见,“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为日欧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机遇,日本与欧洲国家逐渐融入其中,共同走向欧亚内陆贸易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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