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WTO急需让争端解决委员会重新生效

    
    
    【编者按】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天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2０年间，中国全面履行承诺，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与此同时，世界经贸格局也在不断演变，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全球化遭遇逆流。站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应该如何回顾入世20年对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改变？又该如何展望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未来？就此，澎湃新闻推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特别报道《风再起时》，深度对话多名亲历者、学者，希望提供更多维度视角。北半球寒意渐生，各界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MC12）的关注热度日益走升。近几年，WTO各方一直忧心的核心事项就是争端解决机制的修复，多方为功能替代付出了巨大努力。各方希望借此会议捋顺WTO体制机制，解决威胁其运作的关键问题。已经瘫痪的争端解决机制和已经停摆的上诉机构无疑是阻滞WTO正常运作最大的“鲠”。在中国入世20周年前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淼杰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指出，WTO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让争端解决委员会重新生效。而目前，因美国的阻挠，WTO的中枢机构——上诉机构仍处于濒临瘫痪的局面。WTO如果想要顺利推进改革，就需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必须秉持事实和差别对待的原则，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才可能同向而行。
    澎湃新闻：入世20年，我们应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和入世之间的关系？
    余淼杰：过去的20年，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入世也推动了我国对内改革的进程。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贸易自由化：中国的关税不断减免，从入世之初的平均关税15%下降到现在的7.5%、加权关税4.5%，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也完全符合WTO的规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示范作用。第二是非关税壁垒的减免与取消，中国入世之后在非关税壁垒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三是汇率政策更加自由灵活。2005年之前中国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现在则调整为相对自由的浮动汇率管理制度。
    因此，中国入世之后通过这三方面融入到全球经贸一体化中，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出口国，今年中国还成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第二大外资引进国，也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家。这些指标都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中国也逐渐成长为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和世界工厂，成为全球化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疫情之下，全球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三大经贸圈——亚太经贸圈、欧盟经贸圈和北美经贸圈。中国已然是亚太经贸圈中的核心关键节点和价值链的中心环节。
    澎湃新闻：这20年来，哪些变化是预计之中，又有哪些变化超出预期或是在意料之外？
    余淼杰：这当中，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关税减免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等举措是预料之中的，而预料之外的则是入世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首先，在加入WTO前以及刚加入的前期，很多人都担心入世可能会对国内的产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更为凸显，中国企业更好地享受了市场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好处，企业扩大生产获得了更多利润，不仅进入到了全球经济之中，还有一大批企业跻身全球500强、引领全球经济。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因为深度融入到全球化，通过国际先进的标准要求和规章规制来引领国内的改革，成为中国加入WTO的红利。
    其次，中国的加入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中国为全球提供了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不仅产品质量好，价格也具有竞争力，明显提升了国外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中国通过所提供的工业品，促进了全球经贸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融合。
    澎湃新闻：大家都在谈论对 WTO进行改革，你认为世贸组织现在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
    余淼杰：WTO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让争端解决委员会重新生效。WTO最核心关键的部门是争端解决委员会，一旦内部两个成员国之间产生经贸摩擦，都可以通过提交到WTO的争端解决委员会进行裁决。争端解决委员会按照规则要有7个成员，每裁决1个案件需要3个法官，而这3个大法官中有两个的任期将结束，现在还有4个新任的法官需要美国的同意。但美国还在阻挠，不愿意通过4个新法官。因此就只剩下一个大法官在工作，而WTO裁决一个案件需要三个法官，这就意味着WTO的中枢机构——上诉机构濒临瘫痪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WTO现在需要进行改革。而美国提出通过新法官的前提是接受他们的WTO改革方案，在2019年的12月11日之后，WTO基本处于瘫痪之中。
    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WTO如何进行改革上有不同的方案，美国坚决要求以他们提出的方案作为前提来推进WTO的改革。其方案主要的几个特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讨论；第二，中国是否存在汇率操纵。此外，在包括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补贴等敏感话题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WTO的改革还在继续谈判的过程之中。WTO如果想要顺利推进改革，就需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必须秉持事实和差别对待的原则，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才可能同向而行。
    最后，全球化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因为衡量全球化的两个核心特征——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多边化，并没有因为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件完整的产品由不同的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零部件，在某一个或不同的地方进行加工组装，再卖到全球各地去。这就体现了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全球化——这两个特征并没有因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全球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其表现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很多国家已不再谋求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合作形式，而转为地区经贸合作。
    澎湃新闻：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签署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又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不是在全球主动寻求更丰富多元的贸易组织形式？
    余淼杰：中国在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后，又签署RCEP、申请加入CPTPP，主要的原因就是WTO争端解决委员会的瘫痪，各国只能根据与自身经贸往来比较紧密的国家或者地区开展经贸合作。
    目前，全球形成了三大经贸圈：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经贸圈、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贸区和欧盟自贸区。这三个自贸区形成的基础是各自不同的贸易自由协议：北美自贸区的北美自贸协议，亚太经贸圈的RCEP，欧盟经贸圈则是欧盟一体化。这是第一个层次。这种“三足鼎立”的经贸形式不等于“三足孤立”，它们彼此之间也在寻求更大的经贸合作与往来。例如，北美自贸区跟欧盟之间的经贸往来，体现在仍在谈判当中的北大西洋贸易投资协议，北美自贸圈与亚太经贸圈之间的合作就是CPTPP，欧盟和亚太经贸圈的合作体现为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的谈判。
    澎湃新闻：现在中国将更加重视进口的作用。你认为积极增加进口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与人民币国际化有何意义？对世界又有何意义？
    余淼杰：中国把扩大进口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扩大进口高质量的消费品，因为高质量的消费品可以给国内的消费者和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第二，随着关税的不断减免，中间品的成本不断下降，可以降低国内生产厂商的成本、增加利润。第三，扩大进口的最终消费品，给国内的同行企业带来更多的竞争。进口竞争作用的增强，会给国内的企业形成产业升级的压力与动力，通过优胜劣汰让更好的企业做大做强。
    扩大进口也跟人民币国际化息息相关。因为扩大进口会采用更多的人民币结算，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通过跟经贸地区的货币互换的方式来实现。另一方面，中国扩大进口对世界也有积极意义——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出口，并且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就业水平。
    澎湃新闻：对于拜登任期内的中美经贸关系，你的预判是怎样的？ 中美在哪些领域还可以展开重点合作？
    余淼杰：中美关系最近确实复杂多变。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今年年底仍有可能实现中美经贸第二阶段协议。而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美国。对中美经贸第二阶段的协议，我的判断是其内容会跟第一阶段的内容差不多，时间估计也是两年左右。
    关于中美关系，我认为总体可以用12个字来刻画：长期竞争、有限合作、力求共存。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与美国的长期竞争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同时，美国在一些关键的领域也很需要与中国合作，如航天航空和气候变化领域。因此，在“长期竞争、有限合作、力求共存”的总态势下，中美都希望看到一个相向而行、共同发展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