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202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就这一问题，我讲三点认识。
    第一，如何认识和理解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吸引和利用外资从一开始就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吸引和利用外资对我国推进工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资金充裕。有的人认为我国已经不缺资金了，为什么仍然强调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呢？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而是一个生产要素包，同时还有技术、生产组织、管理、国际国内销售渠道等等，对东道国有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外商投资推动了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了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跟上全球科技进步步伐，都要继续利用好外资。
    首先，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利于推进高质量发展。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企业占比不到全国企业总数的3%，创造了中国2/5的对外贸易、1/6的税收收入和近1/10的城镇就业。从促进高质量发展角度看，外商投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自2012年以来，高技术产业引进外资年均增长11.7%。2021 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7.1%，研发与设计服务引资增长28.6%。2022 年，这两类投资仍然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的数量持续增长， 例如，在生物医药产业，2020 年外资研究与开发机构数量达483个，400家企业设立有研发机构。外资企业在华开展研发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这有助于促进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另外，外资企业在低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加大利用外资也有助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其次，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利于更好满足消费升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升级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人们需要更高质量和更加绿色的商品，近两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翻番。特斯拉汽车在上海投资后，本土化率达到了95%，有力带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对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消费升级还需要更高水平的服务，新冠疫情以前，我国每年有数十万人出境看病、上百万人赴海外留学，本质上是高端服务的进口。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养老服务的需求也急剧上升。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 引进更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无疑有利于更好满足消费升级。而我国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
    最后，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利于打破“脱钩断链”的图谋。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安全考虑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影响上升。美国出于维护霸权和打压围堵我国的战略目的，单边发起贸易战，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加大出口管制，在高技术领域搞“脱钩断链”，进一步威胁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是不得人心的。外商投资企业是投资来源国与东道国的重要纽带，只要来自世界各国的大量投资者在我国投资兴业，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就会日益密切，少数政客孤立我国的图谋就不可能实现。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有利于打破“脱钩断链”的图谋，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二，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面临什么机遇与挑战？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疫情、地缘政治冲突、通货膨胀等各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影响全球直接投资。2021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1.58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4.3%，但2022年难以保持增长势头。我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被全球投资者看好，流入外资持续增长。对我国而言，吸引和利用外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我国吸引外资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各国吸引外资的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国家出台大力度补贴政策吸引特定产业的外商投资（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削减通胀法案》）。二是跨国投资者分散风险的考虑上升，出于对产业链安全、地缘政治冲突等担心，开始考虑所谓“中国+1”的投资策略。中美元首会见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关系稳定和地区稳定，也稳定了投资者的预期。三是我国比较优势与市场环境的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一些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一些跨国公司感觉在华比以前“挣钱不容易”了。
    但是，更要看到我国吸引外资具有很多有利条件，一是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全，给投资者的商业机会多。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跨国公司业绩受损，但我国配套产业全面，经济韧性强，在华外资企业大多保持赢利，有的跨国公司唯一赢利的就是在华投资企业。我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绿色转型加速、消费结构升级，都将带来更多发展新机遇，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二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我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改善工作，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工作，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排名迅速提升。我国实行了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限制措施从2013年的190项减到27项，全国限制措施由2017年的93项减到31项。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全面取消了外资企业设立和变更事项的审批和备案，实现了外资准入“事前管理”到“事中事后管理”的转变，建立了关于投资促进、投资保护和投资管理等涉外经济新体制。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人员往来、供应链受到一些地区疫情封控的影响，随着我国更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实行更加科学精准防疫政策，2023年外资企业的商务人员出入境、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将大大改善。三是我国引资潜力大。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2021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达到创纪录的1810亿美元，列全球第2位，但FDI流入量占GDP的比重仅1%，FDI存量占GDP的比重为11.9%（美国分别为1.6%和58.9%），两项指标在全球吸引外资前20大经济体中，均排在第19位。这充分说明，我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的空间还十分巨大。有些人担心我国利用外资是不是太多了，从国际比较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第三，下一步如何做好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战略意义，扎实做好利用外资工作，实现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首先，要牢牢抓住改善营商环境这个“牛鼻子”。国际投资者在全球开展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各个国家营商环境“用脚投票”。我国多年来一直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充分说明了我国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对我国营商环境的肯定。但是，营商环境的改善是没有终点的竞赛，不进则退甚至慢进则退。我国要主动对照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营造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才能把我国的市场环境、产业环境、发展前景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吸引更多、更高质量的外商来我国投资兴业。具体而言，一是要改善外资经营的制度环境，按照《外商投资法》和负面清单、鼓励清单等要求，清理相关政策文件和法规。我国已经连续三年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累计推动500多份文件“立改废”。要继续清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壁垒。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二是要完善外企商协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和投诉机制，及时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依法依规着力解决企业关心的问题，如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冲击、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便利商务技术人员及家属出入境，延续实施外籍个人津补贴个税优惠。三是加强外资企业金融服务，为外资企业更好利用国内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创造条件。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创新产品和服务，按照市场化原则为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
    其次，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外资准入已经基本开放，下一步要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同时，持续做好外商投资产业的引导与鼓励，提升外商投资质量，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突出高端制造业导向、技术与创新导向、绿色低碳导向，促进区域布局合理化。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区（港）在扩大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作用，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开放，加大压力测试的力度，不断提高监管能力与水平，以“管得好”支撑“放得开”。及时总结经验，复制推广。
    最后，大力做好投资促进工作。一是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地方积极性，采取多种有效方式，主动组织实施国际产业投资合作活动，同时要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二是健全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 加快推进项目签约落地。中央与地方专班协同配合，全过程跟踪项目推进情况，协调解决涉及地方层面和需要在国家层面协调的涉及规划、用地、用海、环评、能耗等问题。
    总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我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让各国投资者更好分享中国发展的新机遇，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