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安：扩大内需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渐形成，经历了近40年的持续发展时期。2008年至今，受国际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冲击，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逐渐显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严峻挑战。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冲击时，党中央均围绕“扩大内需”制定了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中国如何通过扩大内需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值得关注。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明显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坚定的支持者，也是积极参与分工的受益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从2001年入世到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5096.5亿美元增长至25632.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5.96%；即使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2009—2020年年均增长率有所收缩，但也达到7.02%。两个时期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的差异，与贸易规模基数不断扩大的自身因素有关，也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目前，全球价值链重构主要呈现出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等发展趋势，对中国产业乃至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现实挑战。
    首先，本土化趋势下全球价值链收缩，制造业回流阻碍中高端升级。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动因之一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诉求，目的包括解决内部产业空心化问题、抑制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崛起等。以美国为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通过税收优惠、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2022年接连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目标均在于吸引电动汽车制造业回流，涉及本土电池、芯片制造以及整车生产等核心环节。发达国家极力推动的先进制造业回流，无疑打破了原有稳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意阻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中高端升级。
    其次，区域化趋势下价值链拓展受限，分工模式固化制约效率提升。入世以来，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和地位的双升，中国成为美国、德国之外第三个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国家。其中，美国、德国分别主导着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中国则为亚洲价值链核心。三大区域价值链在短时期内难以被替代，会导致区域内分工模式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各国拓展区域外的价值链分工关系，进而影响分工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实际的分工范围逐渐缩小，加之个别国家频繁挥舞制裁大棒，在全球寻求最优生产环节的优势难以发挥，全球资源配置低效问题需要重视。
    最后，多元化趋势下价值链分工内卷，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加大。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一大特点在于跨国分工协作，任意分工环节引起的“断链”是不得不面对的风险。为此，需确保更多的分工环节具有可替代性，加上生产成本的综合考虑，价值链分工的内卷化现象自然产生。由此引起的挑战包括：其一，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低端分工环节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面临结构性调整。其二，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劣势，可能成为其他国家限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筹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将受到威胁。
    厘清扩大内需与价值链重构的理论联系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应对外部风险挑战。2022年12月14日，《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首次公开发布，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次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了战略规划的实施方案。同年12月15—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时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首位，再次反映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要性。从理论上来看，扩大内需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有着深层次的逻辑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下国内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的联系与统一。“价值链”（value chain）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从企业视角衡量产品在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价值创造的全过程。扩展到宏观视角，当生产过程仅局限于一国内部时，形成的是国内价值链；当生产扩展到国际分工时，国际价值链随之形成。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动因来看，主要是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转变，受外生冲击更多的是国际价值链部分。那么，在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能够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价值链有效分工；同时，扩大内需还能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的协调与循环，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下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联系与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再次得到强调。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不仅在于加强需求侧管理，更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有意思的是，全球价值链恰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供给侧方面的具体体现。所以，在扩大内需时采取的激励措施，既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实施效果也会受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说明“双循环”下需求侧和供给侧是相统一的。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
    从理论联系来看，扩大内需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可行的，而中国实施的扩大内需战略可在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依托内需拉动国内大循环，打造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引力场”。传统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收缩，短期内不会对中国产生实质性威胁，但对先进制造业而言情况大为不同。发达国家积极推动的制造业回流，主要还是针对先进制造业，吸引回流的是全球范围内的高端要素资源。中国应对的关键在于增强对高端要素资源的“吸引力”，让其不能也不想离开中国，甚至配套更多资源进入中国。此时，以内需拉动的国内大循环将为其提供持续动力，服务于制造业中高端升级。畅通的国内大循环还依赖于区域合理分工的制造业发展格局，国内制造业的有序转移则尤为重要。根据2022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中国正推进传统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东北地区梯度转移。2022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有31个集群位于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应率先发展成为“引力场”的中心，通过培育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配置的能力。
    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配高端需求，主动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需求和供给是驱动市场发展的两大内生动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则是平衡两大动力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供需能否良性循环。当前，国内中高端商品的供给仍无法完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无形中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个成功例证就是国产大飞机C919的问世。从2008年中国商飞公司成立，到2022年全球首架交付，14年来C919见证了全球价值链不断重构的发展历程，也展现了中国顺应重构趋势的制造实力。中国制造的C919无疑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合作成果，不仅聚集了国内众多高科技产品供应商，也得到了美国、德国、法国等欧美供应商的协助。现已获得了来自泰国、德国等30多个国家超千架的订单，真正意义上利用了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
    第三，挖掘内需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国际需求和国内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收缩。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收缩的国内需求正在快速有序恢复。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需紧抓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机遇期，借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因地制宜使用促消费政策，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另外，作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中国还应加强以创新驱动的国内大循环，依托“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降低对欧美的技术依赖，提升全产业链体系的自主可控能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价值链重构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2BGJ049）、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衡量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2022LZ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