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人才培养：中国制造的软肋？（下）

美国媒体严厉地鞭笞商界，正如《商业周刊》的警示：“质量，还记得这个字吗？美国制造业已经远离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辉煌的日子。那时，‘美国制造’傲视群雄，代表着行业的最高水平…而日本却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着所有产品的水平，从电子消费品到汽车和机床，而美国的许多管理者们却在自鸣得意，仍然无动于衷。如今，除了航天和农业这两个领域，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独占的领域几乎不复存在了。对于美国工业来说，事情很简单：不进则退！”
    戴明一下子成为质量标志，同时，也使得在克劳士比的新作《质量免费》一书变得洛阳纸贵，并进而成为源于美国并波及全球的“质量变革”的导火索，也使得他创建的“美国克劳士比质量学院”（CrosbyQualityCollege）成为全球优秀企业的管理者的“黄埔军校”；超过半数的“财富500强”企业管理者接受过教育与培训，高峰时期，在奥兰多校区多达万人。
    2、美国政府大力推进国家的质量变革工作
    1983年召开美国白宫生产力大会，提议实施一项国家质量奖战略。1984年，美国政府将每年的10月定为“美国质量月”，1987年8月20日由里根总统正式签署国会批准设立“国家质量奖”的法案，并规定由总统亲自颁奖。极大地激发出企业对质量管理的热情。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级”的质量标杆，比如，摩托罗拉、施乐、GE、IBM、AT&T、通用汽车等等。
    进入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强调在服务业推进质量管理，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政府和教育领域。1991年美国成立推进教育质量改革的“国家教育质量创新组织”，截至到2004年10月，据ASQ的《质量进步》杂志公布的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百余家一类大学开设有质量学位、项目和课程，许多知名大学还设立了“质量管理研究中心”，以协助国家级、尤其是所在的州市设立的各种质量奖励项目。1993年，戈尔副总统亲自推进一项联邦政府质量管理的“行为评价国家法案”。
    2002年布什政府推行一项旨在提升了教育品质、提高了教师素质的教育改革法案《有教无类法案》（NoChildLeftBehindAct），为帮助其有效实施，美国质量协会因此成了“K-12教育委员会”（K-12教育是指到高中为止的教育体系），致力于在推广面向中小学生的质量教育，包括组织技能、沟通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创新方法、团队合作与协作方法等；近年来正在积极推行一项“K-16教育计划”，以便向大学生扩展。截至到2008年底共召开了16次“全国教育质量大会”。
    许多杰出的“质量人”开始出任政府高官，包括出任老布什政府中的教育部长卡恩斯（DavidKearns，曾任施乐公司CEO）、布什政府财政部长欧尼尔（PaulO‘Neill，曾任明尼苏达大学“质量领先中心”执委会主席）等。
    涌现出一批企业家型的质量大师和质量领袖，比如，克劳士比学院主席克劳士比博士、麦肯锡公司顾问彼得斯博士（TomPeters）、摩托罗拉CEO高尔文（DavidGarvin）、施乐CEO卡恩斯、GE公司CEO韦尔奇（JackWelch）、IBM的副总裁哈灵顿（JamesHarrington）等等，而且还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为全球共享的方法，比如，零缺陷、TQM、六西格玛、标杆学习法、卓越绩效模式、质量文化变革管理等等。
    五、“中国品质”的质量人才培养策略
    正是基于全球和本土的实践积累，本文才可断言：“中国制造”的春天取决于“中国品质”春花的盛开；而“中国品质”的春花，则取决于质量人才培养的春风，取决于如何有效地把从业人口培养成质量人才。
    那么，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呢？为此，本着为人民负责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建议如下：
    1、成立“国家质量教育战略领导小组”。在国家“质量兴国、强国”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借鉴美日德以质量创造全球竞争力的最佳实践，从全球发展与国家间竞争的事态以及“中国制造”和“中国品质”的视野与大格局致思，研究中国的质量竞争力地位，制定国家质量人才的教育培养战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各级领导干部层面、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中小学生教育层面推进、落实。
    2、组建“全国质量教育联盟”。整合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力量，开发一套适应全国国企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与职业技能的人才培养架构；同时，成立或整合一家“质量学院”，专门从事干部、专业技术与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以及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把成熟的做法和最新成果向全国高校、培训机构输出共享。
    重要的是，像美国那样在中小学推出“品质生活计划”。质量的背后是诚信。因此，质量的根基也要的从娃娃抓起，将有利于克服沉淀于集体潜意识里的小农意识、培养“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现代素养。
    3、建立“国家注册质量人制度”。朱兰大师曾经在《质量史》中指出：如果说“财务”是20世纪的重要管理成果，那么，“质量”将是21世纪的重要管理成果。并殷切希望由美国来担当此任。但是，无论从大势所趋，或是从克劳士比大师和目前仍然健在的“全面质量管理之父”费根堡姆大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来看，历史已经把此重任交给了中国。
    我们必须顺应潮流，扛起“品质复兴”的大旗，从“质量”寻求管理上的突破，适时地推出“国家注册质量人制度”：在完整而统一的概念和术语、完善的组织形式和人才结构，以及标准的衡量与评估、改进方法和工具的基础上，用国家注册考试机制整合现存的各种技术层面的专业人员（比如，质量工程师、可靠性工程师、质量审核员等），像企业人、经济人（Economist）、专业工程师和注册会计师（CPA）那样，设立“专业质量人”（ProfessionalQualitist）或“注册质量人”（CertifiedPublicQualitist，CPQ）国家注册考试制度，进而将推动“管理质量”的完善，发展成为国际注册考试制度，为全球质量复兴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4、建立“质量总监或质量督导师制度”。根据中国的企业管理成熟度现状，参考国际间财务总监监管制度以及我国军品产品质量的军代表制的成功经验，设立“质量总监或质量督导师制度”，从职业道德和专业道路两个方面发展，对涉及民计民生的产业实施强制性委派。如此，既可以有效地落实各类组织领导者“质量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保护并建立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品质”的信任，同时，又可以大大地激发人们参与全员质量改进的热情，大大地提高专业质量人的成就感和使命感。
    5、推广“大学生实习与认可制度”。我国是制造大国，更是人才培养大国，却面临着这样窘迫的情景：一方面是企业急需质量人才，另一方面大学却不培养这方面的人，于是出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状。如何化解供需双方的难题、走出一条质量人才培养与输出的道路？克劳士比中国学院的实践值得推广：利用现有的校友资源（皆国内外著名企业的中高层质量管理者）和“国际质量人协会”的平台（与美国质量学院和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共建），建立企业实习基地、经验交流会和网络教育平台，针对大学四年级的理工科学生，以较低的价格培养他们成为初级专业质量人，并派到企业实习，同时由校友组成的导师团队对其跟踪评估，直到成功就业，然后得到克劳士比的认可证书，成为协会的会员，继续得到相关的知识更新和经验的积累。
    6、把质量加入各级领导干部的“应知应会”目录。建议在各级党校系统增加党政干部“质量管理”（或管理质量“）、尤其是”政府质量管理“的课程，以帮助他们加深对服务与流程、效率和效果的认知，进而从”行政“和”控制“等简单的思维提升到战略和”国家质量竞争力“的层面，将有助于改变自身的形象以及对区域经济建设的督导作用。
    7、成立“中国品质智库”。广泛吸收国内外著名的企业人与质量人，以及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中国品质顾问团”，启动国家级的“质量竞争力指数”以弥补国家只有生产力指数的不足；设国际质量专家论坛，定期与党政干部、企业人与质量人进行互动与交流；同时积极地与那些善用“模型”并作“预测”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互动，以其弥补相互之间的不足，丰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