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人才培养：中国制造的软肋？（上）

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担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制造”身上了。然而目前在我国培养质量人才居然不入主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就质量教育而言，由于质量管理专业一直没有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从本科生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都没能够引起主流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的兴趣。
    引子：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任给了中国
    
    如果说改革开发30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实践着“白猫黑猫”理论，踏踏实实抓生产、雄心勃勃“赶学超”，并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话，那么，一场金融危机带来的“完美风暴”，则以吹枯拉朽之势让我们一下子看清楚了许多一直模模糊糊的全球政治经济景象。
    原本日本人是靠制造起家的，但十余年来努力向高科技和服务业转型，至今不见起色；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老牌制造强国，已经成功地放弃价值链中下游（制造）而稳执上游（研发与营销），理论上似乎赢得轻松、风光无限；制造大国美国走得更远，不仅比欧盟的朋友做的漂亮，而且在管理创新方面、尤其是金融服务创新方面让全球望其项背而泣于隅。
    而我们中国，则像牛一样地专注于制造，虽然受到欧美价值链两头的挤压，却勤勤恳恳工作、实实在在生活，一点一滴地积聚着财富、走向“牛市”。
    如今，随着华尔街圣殿的轰然倒塌，欧美日突然发现他们的好日子是建立在“虚拟经济”之上的，而“实体经济”的机能已经快要丧失殆尽——原来他们一直在练就价值链两端“多吃、快跑”的本领，却发现中端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出现功能紊乱。他们想重拾旧河山，却发现自己早已自废武功，已经不会或不能“制造”了。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话说：“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死了！”
    反观中国，作为世界银行排名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以实体经济的典范，不仅续写了国富民强神话，而且提升了全球百姓的生活品质。于是，全球惊叹：中国是真正的制造大国，不仅控制着发达国家的“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而且随着她向制造强国转型，也必将制约着他们的“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
    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巨大机遇。
    美国著名的质量专家朱兰博士（J.M.Juran）曾经在《质量管理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如果说20世纪是生产力的世纪，21世纪则是质量的世纪。”
    一、“质量世纪”是否属于中国？
    
    中国正处在百年来最巨大的变革历程，“中国制造”必将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来自欧美日各国的重重阻碍与种种挑战，我们只有坚定地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走“中国品质”之路，才有可能引导企业提升全球的质量竞争力。因为正如克劳士比先生在《20世纪质量管理简史和未来的解决之道》中说的：“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未来的质量，将不只是”最好能有“而已，质量将是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管理层将必须促使质量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其成为日常的工作。”
    与欧美日相比，我们的企业缺乏全球化战略格局，缺乏技术和专利，资金、人才和能源等资源严重不足，加之西方列强仍未摆脱“冷战思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曲解和指责者多，极大地限制了传统“中国制造”的国际生存空间，与国家的形象严重失衡。但，有一个捷径，而且既可以得到认同和帮助，又可以为消费者、股东和员工带来价值，那就是：质量突围。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崛起之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质”，从“质量管理”到“管理质量”。
    历史是面镜子：当年美国人教日本人学质量管理，后来，美国人反过来向日本人学质量管理；如今，我们向全世界学质量管理，必定有一天，全世界都向我们学质量管理。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伟大民族崛起的背后，没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不能理解：缺少伟大的质量思想和方法的中国产品，何以能够支撑起这个伟大国家的品牌形象！
    早在1997年，管理大师德鲁克（PeterDrucker）即断言：“过去十年，日本管理哲学之类的书盘踞西方书市；未来十年，相信与中国管理哲学有关的书将会成为畅销书。”
    这一切的基点：质量人才的培养。
    二、中国质量人才培养的窘状
    
    风水轮流转。当年朱兰博士是寄希望由美国人来主导“质量世纪”的，但不经风雨难见彩虹，未来世界将会必然做出这样的抉择：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担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制造”身上了。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去应对”而是“如何去应对”的问题。那么，自身检讨一下：我们到底缺少什么？答案是：人才！如果说作为人口大国所产生的优势造就了“生产力时代”中国制造数量上的辉煌，那么，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确保中国制造攀登“质量世纪”的高峰。换句话说，如果不经过培养，大量的人口将成为缩小中国制造的“分母”，反之，则会变成放大力量的“分子”，成为“中国品质”的推进力量。邻邦日本二战后的“品质崛起”就是一个鲜活的实例。正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说的：“日本经济实力世界第二，是日本普及、发展教育所带来的成就。”
    然而，让人震惊的是，目前在我国培养质量人才居然不入主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就质量教育而言，由于质量管理专业一直没有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从本科生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都没能够引起主流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的兴趣。商学院则深受华尔街势力的影响，学生多蜂拥选择金融、营销等专业，而很少问津运营管理的，基本上无人对制造业感兴趣，甚至学MBA的目的就是要脱离制造业。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为例，长期以来只有1位老师教授运营管理，学生毕业论文每年也只有1-2人以此开题，写“质量”的基本为0。
    只是近2年由于企业强劲的需求推动，将近有80所二、三流的地方性大学纷纷开设了与质量相关的课程，比如，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农产品质量与安全，工业工程（质量工程方向）等；一些一流大学只好采取与境外大学合作拿外方学校证书的的方式办学，比如，浙江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办的“品质管理硕士”；另外，也有一些大学采取与社会力量办学的方式，比如，武汉大学与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合作开办系统内的“质量工程方向硕士学位班”，同济大学与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和合作开“工业工程（质量管理方向）硕士班”。
    可喜的是，专门从事中国质量检验与计量人才培养的中国计量学院在3年前得到教育部正式批准开设“产品质量工程”本科专业，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这一专业。而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华尔街大逃离”之后，写运营管理论文的MBA学生猛增至12人，其中竟然有2位用“质量”开题。从中也可看到舆论导向的力量。
    就在职培训而言，应分为三个部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质量素养；企业各级管理者的质量管理思维与实践；以及企业质量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培训。
    也许由于国家近年来并未强调“质量强国”之策，据统计：建国以来专门的国务院质量工作会议仅仅开过3次，而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依据也多为“做大做强（面子）”的数量指标，质量基本上不在考虑的范畴，甚至还存在着“抓质量没饭吃”的低级错误认识，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助长和放纵了各地此起彼伏地的质量与安全事故，严重损害了“中国品质”的形象、尤其是广大消费者的信心。所以，所谓“质量第一”绝不是说给下属的，她必须是把质量责任赋予组织里的第一把手。
    对于企业里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培训，基本上靠国际和本土的各种民间的培训机构在实施。选择范围不可谓不广，竞争不可谓不激烈。但是，由于质量管理或管理质量是一门实践性、工程性和艺术性都非常强的综合学科，故基本上没有几家培训机构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大多是强调其某一个方面，因此，培训效果大打折扣，更加有害的是，她大大误导了企业的各级管理者：或误认为她是一种意识，在“质量月”搞搞动员和活动就算重视质量了；或误认为她是一种技术，于是就把质量的责任转嫁给了基层的工程技术人员；或误认为她是一种实践科学，无需学习，自己“实践”慢慢做就行了。
    正是针对上述种种情形，当年医生出生、企业家背景的质量领袖克劳士比先生（P.B.Crosby）创立了“品质学院”（QualityCollege），并独创了一套针对成年人学校和管理干部培训的模式：“质量教育系统”（QES），不仅广泛应用于超过一半的“财富500强”企业以及美国的政府和非赢利组织，还曾为IBM、TI、GM、摩托罗拉和施乐等等集团建立了“品质学院”。在中国，克劳士比学院执着于“致力于把‘中国品质’塑造成为全球消费者信赖的国际新形象”的愿景，10来努力用“零缺陷”的语言帮助中国企业提升质量竞争力，从航天（“神五”、“神六”）航空到家用电器，从汽车到钢铁，从石油化工到软件通讯，都能够看到其品质影响力，在业内享有中国品质“黄埔军校”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