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衣小企业计件工资及其谈判特征（下）

第二，由于发生集体停工事件的企业有较稳定的订单，员工流动性相对于制衣小企业低，工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较强。而制衣小企业的工人流动性大，参与集体行动的收益较低。第三，大中型制造企业的工作现场采用泰罗式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工人的技能要求较低导致个体谈判力量较弱，工作也较枯燥，较容易产生不满工作现场的情绪。第四，正规化管理的企业工人与雇主之间没有类似小企业的血缘、乡缘、亲缘关系，较容易出现“明算帐”的情绪。而制衣小企业的工人往往寻求非正式场合与雇主私下协商解决冲突。第五，在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中都有较健全的工会组织，具备了集体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而制衣小企业没有工会，工人对组建工会的意识较弱，往往采用非正式的手段进行维权。
    鉴于制衣小企业的劳动关系带有“姻亲、乡亲”特征，以及生产特征以手工艺为主，无法利用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使得工人“去技能化”而达成残酷剥削的目的（布若威，2008），工人拥有的技术含量会保持和增强其与雇主的谈判力量。尤其是目前“民工荒”的趋势会进一步发展，使得制衣小企业工人不愁工作岗位，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集体劳动关系在制衣小企业中出现的可能性较低，还是以个体劳动关系为主。但是，即使拥有技术，一旦有集体的力量，还是可以争取更多的权益。2003年开始在珠江三角洲就出现了制衣工人“自由职业者”。往往10-20个左右的熟练工人（至少有5年的制衣行业工作经验）组建一个团队，以劳务承包的方式承接雇主手中的订单，一旦加工任务完成即刻离开雇主，这种新型的非正式小规模集体劳动关系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和讨论
    
    过去的文献多侧重于大企业的劳资关系，对于小企业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理论上分析，小企业由于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为了降低成本，必定会更加严酷地“剥削”工人，即小企业雇主不公平对待工人是迫于市场专制的压力（Burawoy，1985）。但国外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若小企业雇主与工人之间存在“姻亲、乡亲”等关系，管理制度就会形成一种“家长制模式”，工人有更多的谈判空间，工人更容易争取“满意的薪酬”（Ram，1994）。
    本研究发现，在广东的制衣小企业，多数企业中的雇主与工人之间存在多种关系，虽然工作时间长，工人们通过计件工资体系、自己掌握工作量来获得相对大企业较高的报酬。与英国的计件工资谈判类似，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带有心理契约性质的“谈判规则”。这种劳资关系的谈判现状反映出了在经济繁荣、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时候，依据传统经验管理（非现代化流水线）的小企业管理制度，计件工资为雇主和工人提供了双方可接受的报酬制度，并且加强了小企业雇主与工人之间的沟通关系。制衣小企业在每个国家都有，而且都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生产线的效率依赖于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在中国的制衣小企业，若努力程度相同，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工资的多寡，由于低技能的工人非常多，而高技能的工人稀缺，此时，拥有技术且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工人有更多的谈判机会和空间：若技术水平相同，工人努力程度决定了工资的多少，在经济繁荣时期以工人的高强度工作换来订单量的完成，此时，劳动强度越强越可能为计件工资制的工人增加谈判的机会和空间。类似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但收入的差异与技术之间的绝对关系在中国显得突出，因为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年轻的、技术熟练的工人短缺，加上劳动保障制度的执行不完善，催生了这种雇主与工人双方均接受的计件工资体系。
    然后，与英国的计件工资比较，中国制衣小企业的计件工资谈判有两个明显的差异：第一，中国的小企业缺少科学的计件工资标准研究。由于没有科学的工作研究，无法确定合理的、标准的加工时间，因此雇佣双方通过约定俗成的、基于订单价格的分成比例确定计件单价。第二，基于纵向数据分析，从2006年到2011年，计件的单价是通过雇主单方约定、工人个别与雇主谈判、工人小团体非正式与雇主谈判等多种方式而确定的，没有正式的集体谈判，容易造成劳资纠纷。而英国的集体谈判机制较完善，计件单价都是通过集体谈判而达成共识。第三，制衣小企业的工人掌握技术，而生产现场特征无法使工人“去技能化”，将维持个体工资谈判模式为主，兼有部分非正式小规模集体谈判模式。
    基于纵向访谈数据，本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剖析了制衣小企业的工资确定方式和雇佣关系建立特征，血缘、乡缘、亲缘是联结的主要纽带。第二，研究结论支持了英国学者Ram（1994）的观点，即不同国家的制衣小企业雇佣关系有共同点，雇佣关系既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也受到众多的亲缘关系的影响。这种企业组织令人即恨又爱，在生意好的时候，工资可以很高；当生意不好的时候，可能工资很低，工作没有保障。第三，在纵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工人们越来越有意识组成小团体与雇主展开谈判，甚至出现了部分来自不同地区、没有血缘关系的技术熟练工人团体，雇主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谈判压力。今后的研究值得关注这些非正式小团体的群体意识、以及行业集体谈判的可行性和谈判模式。
    注释：
    本文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8E-08）；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项目（KT03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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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