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与贸易中介理论研究新进展（二）

2．不完全合约、贸易中介与出口决策
    自Grossman等（1986）、Hart等（1990）的两篇经典论文开创了正式的不完全合约理论（简称GHM）以来，贸易理论家对此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尤其是Antras等人（Antras，2003；Antras et al，2004）将其引入企业跨国贸易和出口决策问题的分析中，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合约产权模型，更是极大地释放了该理论对贸易实践的解释力，从而形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分支——企业内生边界理论。
    尽管关于企业内生边界问题的研究，考虑了产权和不完全合约在解释企业出口模式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对于贸易中介的忽视显然不能被Felbermayr等人所接受。Felbermayr等（2008）在引入贸易中介的基础上扩展了HMY模型，探讨了在不完全合约与临近—集中（concentration-proximity）机制①下，企业出口模式与生产地点的选择。研究认为企业通常存在两种出口模式：一是选择贸易中介间接出口。尽管这样可以利用其丰富的海外中介网络和出口信息，获得较低固定出口成本的优势，但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会导致合约难以强制执行和合约摩擦，从而会产生敲竹杠问题。二是选择构建自身的海外分销网络进行直接出口。虽然此举可以避免敲竹杠的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投资成本的增加，但往往需要企业具有较低的运输成本、强大的品牌声誉，尤其是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因此，在不完全合约下，生产企业将与贸易中介展开博弈以图降低可变贸易成本，摆脱中介出口和直接出口的两难困境。
    接下来，Felbermayr等（2008）利用美国2000—2003年6位NAICS（北美产业分类体系）分类的各部门出口贸易数据验证了存在不完全合约时企业对于出口模式的选择。而更为细致的研究，则拓展了HMY的分析思路，构建了一个包含不完全合约的内生中介贸易模型，认为正是跨国合约无法强制执行导致了合约摩擦的产生，并利用美国与133个国家或地区的50个行业的出口贸易数据实证探讨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及生产组织选择问题（Felbermayr et al，2011）。由此可见，不完全合约摩擦、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以及与贸易中介的议价能力等因素，会从贸易模式和贸易量两个基本维度显著影响企业边界和出口决策。
    四、贸易中介与异质性企业出口的福利效应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对于贸易福利效应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利益来源与福利分配两个方面；前者强调国际分工与贸易参与方总体的福利水平，后者则关注不同贸易主体间的利益分配与权衡。对此，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的专业化分工是贸易利益产生的根源；新贸易理论则继续引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的研究假定，分析了贸易双方利益的来源与分配。而近期产生的新新贸易理论将该问题的分析延伸至微观企业层面，认为贸易利益源于生产率异质性与产业内资源再配置所驱使的总体生产率水平的增进，并依据生产率的自我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 effect）进行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双方的利益博弈。
    尽管从表象上看，与已有研究相比，新新贸易理论是一种更为细致和更具说服力的国际贸易理论。但遗憾的是，该理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贸易中介的议价能力、信息优势和贸易成本在解释企业出口的福利效应时的重要作用。
    Antras等（2010a，2011）在其贸易中介的代表文献中，基于标准的李嘉图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包括南方岛国和北方岛国，且二者相互隔离）、两代理商（包括农民和贸易商）和两产品（包括咖啡和糖）的2×2×2贸易中介模型，分析了存在贸易中介情形下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但与李嘉图模型不同的是，Antras等人拓展了原有假定：（1）在两国贸易中引入了搜寻摩擦；（2）假定农民不能直接进入交易成本为零的瓦尔拉斯市场（Walrasian markets），而贸易商可以，农民需借助贸易商进行交易；（3）假定两个岛国的市场规模和贸易商能力都是异质的，即北方岛国具有比南方岛国更大的市场规模，且其国内的商人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更低的中介贸易成本。
    在此假定下，将经济一体化的类型分为W一体化和M一体化。前者是两个相互隔离的瓦尔拉斯市场的一体化，即认为两岛国一体化后，农民仍然只能通过所在国的贸易商进行交易，而不能与他国直接贸易；后者则是两个相互隔离的匹配市场（Matching markets）的一体化，即贸易商不仅可以和本国农民交易，而且可以与他国农民直接贸易。那么，很显然当不存在搜寻摩擦时，W一体化所描述的情形就类似于标准的李嘉图模型，此时两岛国的中介贸易会改善双方的福利水平。而一旦存在搜寻摩擦且与初始的议价能力极为相关时，由于北方岛国贸易商具有较高的议价能力和较低的中介成本，M一体化将会降低南方岛国的福利水平。由此可见，贸易参与方的议价能力、中介成本和由信息不充分所带来的搜寻摩擦会显著影响其贸易福利。
    Antras等（2010b）关于贸易中介和经济一体化的探讨，同样支持了上述论断。该研究拓展了W一体化和M一体化情形下的贸易中介模型，进一步挖掘了贸易中介在促进实现贸易所得过程中的潜在作用，认为存在贸易中介条件下，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与标准贸易模型所预测的大为不同。研究发现，信息不充分下的搜寻摩擦抑制了生产企业的直接出口行为，并强化了贸易中介在企业出口中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其在两国贸易中的议价能力和获利能力。该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极大地提高了现有分析框架对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利得的解释力，尤其是为解释非洲某些农产品市场中流动商贩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随着学者们对中介机构与贸易福利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的逐步深入，Dasgupta等（2011）延伸了Antras等（2010a）的研究，引入异质性产品的分析，考察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与贸易中介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研究假定，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平均质量较高，且关于商品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即只有出口国消费者知道产品的优劣，而进口方对此则全然不知。该研究通过分别构建不存在贸易中介和存在贸易中介的企业贸易模型，对比研究了存在贸易中介和信息不对称双重约束下，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开展贸易后生产率水平、产品质量与福利分配间的关系，为贸易中介与出口福利的研究提供了独特和具有启发性的视角。
    五、总结与前瞻
    
    传统贸易中介理论的研究，主要将视线集中在同质性假定下企业间的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上；新新贸易理论则致力于从异质性企业的微观视角来解释企业生产率差异对其出口行为的影响。而近期的研究将贸易中介引入新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分别基于企业异质性和内生边界的视角，解释中介技术和不完全合约对企业出口决策及福利分配的重要影响。与标准的新新贸易理论分析不同的是，融合后的理论研究将企业的出口模式进一步细分为直接出口和中介出口，并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包含中介技术的生产率的异质性在推动较高生产率的企业直接出口的同时，也为生产率居中的企业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提供了可能。
    二是企业内生边界框架下不完全合约摩擦、企业生产率水平以及与贸易中介的议价能力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和贸易福利。
    二者这种看似不经意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各自解释企业贸易行为的缺陷，为研究异质性企业的贸易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富有解释力的视角。
    尽管融合后的理论框架及模型假定不同于传统的贸易中介理论，但其尚未形成完全独立于传统贸易中介理论或新新贸易理论的系统研究框架，未来的研究还任重道远。仅就企业异质性与贸易中介的探讨，至少可以作如下考虑：
    第一，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完善贸易中介理论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将中介技术内生地纳入企业异质性指标体系，构建更加逼近现实的异质性中介贸易模型，这应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二，基于企业内生边界视角的贸易中介研究还稍显不足。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对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合约摩擦和议价能力的关注，而对于跨越国界的合约执行强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主体谈判地位的不对等和产品质量差异等更加细微层面的研究，则仍需进一步加强（Fernàndez-Blanc，2010）。
    第三，实证研究方面，涉及中国贸易问题的文献显著增多。事实上，这并非偶然。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加快了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传统的贸易中介角色正在悄然改变，这自然吸引了大批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线。然而已有理论对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和贸易福利的解释还远未达到人们的理想预期，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对异质性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决策的探讨。单纯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解释中国贸易实践时普遍会遇到“生产率悖论”等问题，而贸易中介和新新贸易理论的融合，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这也使我们对未来企业异质性与贸易中介理论的研究更加充满期待。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