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色引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安徽省委、省政府也印发了《安徽省五大发展行动计划》，中共马鞍山市委九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马鞍山市委关于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对马鞍山城市定位为“生态福地、智造名城”，绿色发展导向被提到了首要位置，这既是对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坚决贯彻，也是对历届市委、市政府工作思路的延续提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马鞍山要进一步以勇担当、大担当的姿态，谋划和推动绿色发展的美好未来。
    树立绿色发展的思维导向。马鞍山因钢设市，传统行业如冶金、铸造、机械加工、造纸等在推动城市发展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较大的环境负外部性。因此，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要有更紧迫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树立绿色发展上的思维导向。一是共赢导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明确绿色发展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既是新理念也是新空间，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必将成为马鞍山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强大动力。二是人民导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切实把人民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生态食品、优美环境的期盼纳入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充分的生态福祉。三是系统导向。要从总体和全局出发谋划马鞍山绿色发展的每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在工作推进上，不仅要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还要加快绿色制度创新、绿色文化创新，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中。
    创新绿色发展的产业政策。发展绿色产业，有助于突破马鞍山环境资源的约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绿色转型。近年来，马鞍山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长足进步，但对标长三角发达城市，对标产业结构高级化、现代化的发展指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需在“破”“立”“降”三方面发力：破，就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严格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从能耗、环保、质量、安全及技术等多方面着手，加大对重点行业企业执法力度，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同时通过嵌入新技术、新模式，着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嫁接绿色高端化发展新内涵，提高传统产业绿色先进产能比重；立，就是培育体现经济新动能的产业，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资源综合利用及节能环保等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串起绿色经济产业链。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全过程深度融合，推动工业云平台等一批互联网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绿色产业再上新台阶；降，就是运用符合绿色发展的金融创新、平台创新、模式创新、科技创新、成长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和服务创新等，降低绿色产业发展的成本制约，提升绿色产业的竞争力。
    完善绿色发展的治理体系。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结合马鞍山实际，需要重点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要强化政府领导责任。落实省委要求，重点开展“禁新建、减存量、关污源、进园区、建新绿、纳统管、强机制”的“七大行动”，统筹推进红线管控、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监督问责等方面制度，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推动生态保护属地责任落实，在领导体制上落实党政同责、主管责任，实行重大生态环境事故“一票否决”。二是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企业积极树立环保法制观念，建立环境管控防治体系。引导企业主动构建或参与绿色供应链，实施绿色采购，提供绿色产品。引导企业大力引进绿色技术和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三是激发公众（社会组织）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公众对企业绿色发展、政府履行环保职能行为的监督职能。
    优化绿色发展的制度环境。推动绿色发展，需要继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适当减少政府的直接经济职能，增加其生态和社会职能。一是强化法治化的宏观调控体系。要避免推动绿色发展中运动式、一刀切等做法，强化政府在政策制定和行政执行中的法制思维。通过严格立法和公正司法来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从而实现绿色产业政策目标。二是完善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发展政策。尽量避免以行政手段，借助配额、许可证、审批等方式直接干预绿色发展的资源分配和运行，加大间接引导力度，包括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绿色金融、出口退税等财政、金融杠杆，引导产业走绿色发展道路。三是以产权制度改革强化激励性机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积极推动产权制度改革，明确环境产权界定，推动环境资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对于产权难以界定的自然资源，可以通过划分责任范围，制定出明确的奖惩规则。对无法避免的资源环境消耗，可以通过付费许可、排污权交易等方式，解决发展与保护、发展与公平的内在矛盾。四是牵头做好绿色发展的跨区域协作机制。打破行政区界限，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构建与皖江经济带及省外其他城市环境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补偿机制和监管机制，共同做好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市场体系统一开放、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流域管理统筹工作。
    （作者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