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与贸易中介理论研究新进展（一）

摘要：新新贸易理论诞生近十年来，贸易理论家围绕企业异质性假定进行了细致而富有成效的拓展研究。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融入贸易中介的分析，打破了已有研究关于直接出口的局限，并分别基于异质性和企业内生边界视角，解释了中介技术和不完全合约对企业直接出口和中介出口等不同出口决策及福利分配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国外最新文献中企业异质性与贸易中介理论的研究进展，解析了将贸易中介引入新新贸易理论的微观机理，并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贸易中介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异质性，出口决策，中介技术，不完全合约，企业内生边界，福利效应
    一、引言
    
    生产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入不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的经济版图，推动贸易模式和贸易主体的急剧变革，也带来了贸易理论的推陈出新。企业异质性假定下的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正好契合了这一趋势，完善了已有理论对于贸易产生的内部机理和福利分配的研究，为探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近年来围绕该假定，新新贸易理论也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合约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视角，使贸易理论沿如下方向继续延伸：一是研究企业生产率、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①的诞生（Ottaviano，2011）；二是研究企业生产率、出口决策与组织边界的贸易中介理论逐步形成。其中，贸易中介作为维系国际贸易车轮不断前进的润滑剂，显然已成为企业国际化的幕后推手（Antras et al，2011），关于企业异质性、出口决策及贸易中介问题的研究也备受贸易理论家关注。为此，本文试图在梳理国外最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贸易中介与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决策和福利效应的内在关系机理，以明确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贸易中介与新新贸易理论的困惑
    
    在漫长的国际贸易理论探索中，经济学家关注一个非常普遍且极具理论研究价值的现象，即出口其实是一种相对稀少的企业行为，并非一国所有的企业都选择对外贸易。对此现象的解释，无论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而新新贸易理论则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视角提供了一个微观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内在影响，为企业贸易行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
    尽管如此，新新贸易理论仍然延续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关于直接贸易的假定，将关注的焦点锁定在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间企业特征和生产率的异质性上，即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一国的出口生产企业会直接面对另一国的最终消费者，且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最有可能直接进行出口和FDI，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而事实上，在全球贸易链条中还涵盖了众多相互独立的中间环节（Bernard et al，2010），生产者与最终消费者并非都能在国际市场上直接相遇（Rauch et al，2002），生产率也并非影响企业出口的唯一因素。因此，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贸易中介行为的抽象化处理，使新新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贸易中介的出口促进作用，也使其对企业现实出口行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
    来自现实的贸易数据同样证实了现有理论与贸易实践的巨大差距，这表明尽管国际贸易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显然并没有达到贸易理论家的理想预期。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现有国际贸易额远低于理论预期，即存在“贸易流失”现象。Eaton等（2000）的研究从国际间地理和边界的视角，解释了现实中“贸易流失的秘密”（mystery of the missing trade），认为若不存在贸易壁垒，国际贸易额将增长五倍以上。而Rauch等（2002）则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基于海外华人网络的数据论证了社会网络和贸易机会的信息不充分等非正式贸易壁垒的存在阻碍了现实贸易的增长。二是现有贸易活动并非只是直接贸易，即存在贸易中介行为。Bernard等（2010）以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以贸易中间商和分销商为代表的贸易中介约占美国进出口企业的11%～24%。而来自中国的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Feenstra等（2004）通过对中国内地1988—1993年出口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内地高达53%的出口贸易是通过香港地区的贸易中介完成的。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内地的贸易中介数量迅速上升，近期的研究表明2000—2005年贸易中介的数量从9000家增加到22000家，约占同期进出口企业总量的18%～22%（Ahn et al，2011）。显然贸易中介在企业进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已不容忽视。
    那么在既有“贸易流失”又有贸易中介的复杂贸易环境中，企业应如何作出自身的出口决策其中福利又如何分配现有的贸易理论和实践都期待新的理论解释。
    三、贸易中介与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决策
    
    事实上，新新贸易理论在解释“贸易流失”和贸易中介问题时的困惑，已引起了贸易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客观上促成了传统贸易中介理论与新新贸易理论的融合。在此类文献中，学者们将贸易中介引入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丰富了企业异质性的内涵，分别从生产率、不完全合约和企业边界等方面阐释了在当今复杂的贸易格局下企业的出口决策。
    1．生产率、中介技术与出口行为
    
    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决策是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对生产率的异质性与企业的出口行为的研究又是重中之重。Melitz（2003）在新新贸易理论的一篇奠基性文献中，将企业生产率差异引入经典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认为当企业内部生产率足以克服固定的出口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时，企业出口行为便发会生。此后，大量学者的研究均在此框架基础上展开，并一致认为企业内部生产率对企业直接出口行为有重要影响（Bernard et al，2003；Baldwin，2005；Helpman et al，2004）。
    然而，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全球生产网络的逐步形成，新新贸易理论对企业内部生产率的过分强调和直接出口行为的局限，显然已不能解释所有企业的出口行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较低生产率企业的加工贸易行为。针对此类现象，许多贸易理论家将近期的研究重心转向贸易企业及其组织行为特征的差异上（Akerman，2010；Ahn et al，2011；Blum et al，2010），拓展了企业生产率和出口方式的研究范畴，并敏锐地发现中介技术（Intermediary Technology）的存在也会影响企业的出口选择和贸易模式。
    Akerman（2010）首先在Melitz（2003）和Helpman等（2004）的模型（简称HMY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存在贸易中介条件下两国两部门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较早地探讨了贸易中间商和分销商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原因及中介技术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假定，所有出口生产企业必须要为构建国外的分销网络承担固定出口成本（Fixed Export Costs），而贸易中介则能通过区别于普通生产企业的中介技术和广泛的国外分销网络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固定出口成本，专业化地从事出口活动。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Akerman通过对出口企业生产率内涵的细分和外延的拓展发现：（1）标准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介于最高生产率与最低生产率之间、且达到中介生产率水平的企业也具有通过贸易中介出口的可能；（2）固定出口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即固定出口成本越高，贸易中介的作用越显著，而相比而言，市场规模和冰山贸易成本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与上述研究类似，Ahn等（2011）构建了一个异质性的中介贸易模型，并运用2005年中国企业层面的进出口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为解释贸易中介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影响提供了微观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研究中Ahn等人拓展了Helpman等（2004）对于企业出口类型的划分，依生产率差异将市场中的企业分为仅供国内市场的企业、直接出口企业和中介出口企业三种，并认为现有的中介技术为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提供了一种机制，尤其是那些不具备足够的生产率水平来建立自身海外销售网络的企业。那么，尽管单个企业无法承担高昂的直接出口固定成本，但可以通过支付较少的中介固定成本实现间接出口，显然这里的中介技术将更加有利于较低生产率的企业。因此，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支付直接出口的固定成本，会选择直接出口；具有较低生产率的企业则选择国内生产；而生产率居中的企业则可以选择通过中介出口。在此基础上，Lu等（2011）深化了Ahn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考虑了直接出口与中介贸易并存的情形，认为具有最高生产率的企业会选择国内销售和直接出口；生产率次之的企业会选择国内销售、直接出口和中介出口同时并存；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选择国内销售和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则只能选择国内销售。
    正是由于中介技术在研究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有关的实证研究文献相继出现。Blum等（2010）将Robert（1983）的贸易模型引入异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现实贸易环境中中介技术的存在对于贸易流量和贸易成本的影响，并利用智利和阿根廷2004--2008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验证了中介技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贸易现实。而对智利和哥伦比亚2004—2006年1264对进出口企业匹配数据的研究，则证实了中介技术在一国出口商与另一国进口商之间搜寻、匹配及贸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Blum et al，2011）；同样，对美国出口贸易数据的研究也与上述结论基本吻合（Bernard et al，2010）。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