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股份制改革应该从增量着手——基于企业增长模式转型的视角

摘要：为了避免职业经理人（MBO）或企业改制实际决策者在股改过程中，以职务或是权力之便采取“合法”私有的模式鲸吞企业财富和资源；更为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向更为合理的方向演进，企业决策层在委托经营者签订、审核和鉴定股改方案的时候，应该尽量把目标着眼于资产的增量而不是存量上。基于此，从企业增长模式转型的视角对企业股份制改革进行探讨，以期确保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不流失，且实现保值增值。
    关键词：企业改制，资产的增量，增长模式，案例举证
    一、国企股改的两种主要模式
    
    扼要说来，对国企的股改不外乎以下两种模式：一是从存量着手，打现有蛋糕的主意；二是着眼于增量，在新增财富的分配上做文章。在这里，为了接下来的论述清晰明了，不致给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同时也为了后续论证的顺畅，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存量和增量这两个词语的经济学意义稍作解释。一个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简单但极富生活旨趣的实例，应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这两个词语的深刻内涵。
    假定你在银行现有存款100万，根据现行的利率标准，若你选择的存款类型为2年期的定期（年利率为3.75%），那么不出意外，两年之后你能够得到利息为约7.64万元，本息和（按复利计算）为107.64万元。倘若你开通了教育费用自动支付系统，委托所存银行在每年开学之际给你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代缴费用累计2.64万元，假设这一部分钱是从你7.64万元的利息所得中支取，那么当存款期满后，你的存款实际所得约5万元。好了，现在这5万元，就是我们经济学上讲的严格意义上的增量。即是说，存量是系统在一定时点上所存在的数量（你当初存入银行的100万元），而增量则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内（如两年）系统中保有数量的变化（5万元）。显然，增量＝流入量－流出量，本期内增量＝本期期末存量－上期期末存量。
    二、两种模式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
    继续沿用上面的例子。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银行利率跑不过CPI，你存在银行的钱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弱，财富实际缩水。在大学教书的老同学告诉你，要想财富保值甚至是增值，必须把钱取出来，进行良好的资产组合投资，可你不懂。他向你推荐了两个可信的投资顾问A和B，他们都向你开出不错的投资方案，并坦言可以代为管理你的投资产品。一席话下来，你感觉很不错，并愿意拿出你价值900万的固定资产（如果园或资质较好的农场）变现投资。剩下的问题是，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给你的投资顾问，这是你们合作的基础。
    这时候，A给你提的条件是：把你的所有资产（1000万元）折合成现金，并均分成1000股，每股1万元。你无须给他薪酬，只需按公证价出让400股给他就行。以后的投资收益也按持有股份额相应比例分配。这套合作方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对于时间比较不充裕而又几乎没有投资和管理经验的你来说，是基本可以接受的。但你生性谨慎，觉得自己应该听听B的说法。
    B的条件为：1000万的资产原封不动，依然满额属于你。你只需给他支付相应年薪，并且这年薪不少的一部分，与他的业绩（利润）挂钩。现在你关心的是，你需要向他支付多少薪酬？
    100万，B竖起一个让你惊心动魄的手指。
    （一）存量模式
    
    前者便是存量型模式，其经济理论基础是产权学说，属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该学说认为，只有物权归属明晰，经营权的标的才剑有所指。在改革开放初始至最终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段时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高层，对于国有企业物权（产权）的归宿问题，都基本上没有去进行论证。随着改革的深入，国企竞争弱，效益差等问题逐渐被国内外一批经济学家所发现和论证，再加上别有用心的社会舆论的造势，到20世纪末，一场针对国企产权明晰的股份制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横扫大江南北。随着李东生在TCL改制的巨大成功，大陆学术界和决策层便逐渐趋向于认同“从存量上着手”的改革模式。但站在今天的视角进行论证，一个不可回避而必须论证的事实是：当时此种改革模式大行其道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二）增量模式
    
    后者理便是增量模式了。它建基于存量上，但合作基础却是对于增量的分配上。其理论根源是近来流行于西方商贸领域的MBO理念。此种理念认为，企业运营的好坏，与产权的归属并无至关重要的关系。MBO行使的是管家的职权，全无参与物权分割的权利。企业所有者即股东执行大会聘请资深的MBO，MBO享有企业资源的调配权并行使企业的经营权，是类似于保姆的角色，企业按照董事会的决定支付给职业经理人相应报酬。这便是流行于西方商业领域的职业经理人（MBO）制度。
    近年来，由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加之社会伦理固有规律起作用，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普通人的处境甚至比改革前还要艰难。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有形之手调控实际乏力，致使RMB大幅贬值，国内物价快速上涨，不少底层公民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相应的制约和保障制度又迟迟未有建立和健全，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矛盾逐渐趋向尖锐，甚而不可调和。
    （三）两种模式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乃至社会格局的影响
    
    显然，按照第一种模式推行的股改，我们走的必然是菲律宾的老路。可以推证，十年或二十年之后，中国的各大国有企业将会冠上某些家族的姓氏，普通人再无立锥之地。正如首家股改成功的国企TCL总裁李东生所言，“惠州政府是我的婆家，我要感谢我的婆家，也庆幸我一个好婆家！”1997年，李东生和他的婆家签订了一纸瓜分协议，从而以1亿多的身家一夜之间蹿上中国富人榜，羡煞同行！之后，类似的列子在太阳之下屡屡发生。长虹的倪润峰、海尔的张瑞敏、荣事达的陈荣针、春兰的陶建信……名单可以罗列出一小张纸。有人辩解说，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资产购买的股权，并不存在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但是谁有优先权享有或是低价购买这些优质国有资产呢，当然不会是普通民众。可以想见，如果再不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约机制，那么要不了多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将是这些掌握着巨无霸的商业家族说了算，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将很快被固化。
    而第二种模式，即从增量上着手股改，将会把国家带向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不夸耀它究竟有多美好，但是起码它将给更多人以机会。而这正是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特征之一。MBO制度的引进，可以杜绝那些能够影响政治议程的大商人的产生；并对民族品牌企业的打造却全然无碍，还可以起到避免政治与投机商人暗箱操作，私相串谋侵吞国有资产，以致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的寡头手中，进而导致社会社会财富的高度集聚和阶层间的不公正的作用。因为企业的物权属于国家（即全民），普通民众才有可能通过较为允当的分配制度共享国企发展的成果，进而使得社会新增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更加公正。
    三、现实案例举证：以TCL和hailer为例
    
    TCL的股改，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2002年3月之前和2002年3月之后。其改革历程实不必详加赘述，我们只需把其股改过程中股权结构的变迁做一个基本的整理归纳，就能够显而易见得出可以佐证上文提出之论题的诸多结论。
    1.TCL的股权改革，是在存量上着手，而分红也同样建构于这一基础。管家越位成为仆人，并获得巨大成功。
    2.国有控股（全民所有）比例一直走低，而内部员工乃至由内部员工托生出来的管理层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并逐渐主导全部的话语权。由于国家实际不参与企业经营，李东生实际控制TCL的全部的资本运作模式和整个的产销进程。
    3.外资的注入在最大限度上弱化了政府的控制力，从而迫使国有企业实际向私有化过度。
    可以想见，如果类似的“成功”的改革案例不被监督和制约的话，十年或是二十年后，大多数的国企将被有数的企业家牢牢地掌控在手里，甚至如有必要，他们还会打上家族的姓氏和烙印。被荣耀笼罩一身的李东生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强调，当时的环境只适合走此种改革的路子。而他的成功，自然注定正在和将被更多的李东生所追随！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建构于存量的增长模式的股改方案更能刺激企业家的冒险和创新精神，但是最大的危险在于，几年之后，我们将有可能走上菲律宾的老路。现实的困难不足以让我们退步，公众和有社会良心的经济学家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不久之后，所有的遵照此模式改制的国企都将褪变成家族企业。MBO制度在中国的运行确有困难，可是企业家和政府的功用不就是解决困难的吗？新加坡可以做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不能说为普通民众的利益谋取福利有困难，我们就去干谋取个人私利这样相对容易得多的事情。否则，我们所追求的理念也就势必沦为不切实际的笑谈了。
    （二）建议
    
    时下的中国，已经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而是不患不均而患不公的问题。一个理想的模式是：国家掌握100%或至少90以上的股权，而又执行董事会聘用职业经理人（MBO）管理和经营企业，并明文公示支付相应薪酬，但必须与分割，与效益（增量）挂钩。让管家做好管家的工作，所有人支付必要的薪酬即可。如果管家有远大的理想，可以离开主人，自行创新，无须借鸡生蛋。
    参考文献：
    [1]郎咸平。海尔变形记[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