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资企业组织公正感与管理承诺

摘要：讨论在合资企业中管理的组织承诺的低效性，是否可以用分配、程序和互动公正来解释，特别指出公正感的各维度与组织承诺有紧密的联系。认为，上层主管应该及时投入额外的注意，通过对决策的周密合理的解释以及对管理者决策的尊重进行公正的、明确的内部交流。管理者对公平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它传达了积极的相关信号。
    关键词：合资企业组织，公正感，管理承诺
    因为全球化、技术革新和反常规现象，通过现有公司联合的手段，合并被用来寻找竞争优势[1]，成功与失败的程度常常被限定在股东的价值、财政计划、转售、与专业决断等条款。然而，这种合并有很高的失败率。在传统上，合并失败被认为是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然而最近的后期分析研究了合并的绩效，发现在金融变量的普遍研究和战略著作中并没有提供有意义的合并成果说明[2]，因此，人力因素越来越多地被认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士气缺乏和生产效率低下成为了两类合资合并公司的典型特征。
    当前，研究领域主要针对低组织承诺。管理者具有特殊的“三明治身份”他们同时被领导又领导别人，从而影响他们用个人承诺水平直接报告。研究显示员工经常对一个组织的合并持否定的反应[3]。在合并公司管理者的承诺可能激发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手下发展出对合并的积极态度，并克服他们的不适应。这样就能有更好的绩效。
    管理者的组织承诺可以通过决策结果的公平获得分配的公正、程序的公正、互动公正。Citera和Rentsch强调，对于综合素质高的管理者来说获得公正极其重要。例如，即使公司管理者过去有很好的表现，但合并后裁员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留住他们的工作或者当前的职位。那些决定很可能导致管理者感到不公平，消极结果产生众多变化会加剧这种不公平性。
    将组织公正应用到合并企业中，当前的组织公正的研究通常围绕三个方面；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分配的公正涉及到结果的注意，这个结果与分配的隐含标准是一致的。根据公平理论，个体应该接纳获得与付出的一致。这个比较应该有参照物。在合并公司，雇员经常面对减少收入甚至增加付出当他们被期望去维持以前的投入水平[4]。当原有的管理者比较他们当前的付出收入率与先前获得的公平率或者在即将工作的公司对应的公平率时，他们可能感到不公平。意识到分配的不公平产生不安的情绪。例如，在实验室条件下，人们无论得到过多还是过少都证明了生理痛苦的信号反应的存在（Markovsky，1988）。因此，证实了公平理论的预测：人们会感到愤怒当他们注意到没有获得公平的收获。在合并的环境下，如果他们知道与其他公司来的人相比他们获得超出了自己应得的，可以证明从其他公司来的管理者会否定的评估组织。然而，一些研究者（Mannix et al.，1995）阐明，只有从属变量是生产率时公平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当研究的焦点在社会关系上时，其他分配规则可能是主要的原则（Deutsch，1975）。Meyer指出特别是综合水平高的合并企业，培养团体的和谐与组织的承诺是极其重要的。作者建议在合并环境下的平等既可以参考比例原则，该团体的比例直接表现了成员数量的比例。或者参考“团体之间的平等”原则，即资源被两个团体分配，这两个团体是作为一个整体单元（Meyer，2001）。
    程序的公平涉及到对程序公平的感知，通过这个程序成果就被决定了。Thibaut and Walker （1975）介绍了程序控制。研究证明了当被影响的人即能影响决策的过程或者参与其中时，那么程序被视为是公平的。然而，在合并中，买进的管理部门经常倾向于通过集权的方式做决定（Blake and Mouton，1983）。过渡期两个组织的成员对合并的问题共同做出决定，这是一种途径，通过这个途径雇员的观点可以表达出来。然而，在合并期间，有许多决定必须快速地制定。有些时候，在组织政策确定之前情况经常发生变化，这可能导致决策的制定有不一致的标准。在实力和规模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主导的管理部门经常单方面的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可能被其他“组织”的员工所怀疑。同样，典型的我们与他们的冲突促使两个公司的成员视对方为“敌人”，持着那些敌对的观点可能导致决策者有偏见。建立在社会识别理论的“小集团偏见”观念（Tajfel et al，1986），实际上可以认为高层的管理部门有时做出了有偏见的决定来支持他们原有组织的成员[5]。
    组织公正的第三个维度是互动公正。它与组织程序的人的方面有关。也就是说，管理部门或者决策者会直接面对被影响到的员工。互动公平与资源和公平的接受者的交流过程有关，并且强调礼貌、诚实、尊敬的重要性（Bies et al，1986）。高层管理部门应该以一种礼貌的方式对待已有员工，因为他们的其他方式可能暗示员工的地位低。换句话说，这样可能导致对组织的消极态度。这种互动的处理应具有决策的及时性、合理性、公平性、特殊性以及详细的说明性（Colquitt，2001）。在合并公司，最常见的挑战之一就是互动交流[6]。缺乏交流的典型特征是产生了不明确的信息即雇员通过小道消息来获得。如果没有（诚实）对决定提供理由，雇员经常会构建自己的解释，主要聚焦在对管理部门的否定态度和错误的事实脚本（Schweiger et al，1991）。及时的信息给雇员时间去做好准备。一些经验研究显示了在改组的环境下对雇员反应的公正的注意具有积极的作用[7]。然而，那些研究都有其局限，由于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在裁员时留下的员工，或者没有测量所有组织的公正的所有维度和它们的各个层面[8]。在企业合并的环境下互动公正与情感承诺相对于分配和程序公正有更紧密的关系，这是一项在应用于中有前途的新发现。它说明如果内部交流的执行以一种有效和公平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管理者给相当高的情感承诺给合并公司——除非个体的收入和决定的制定程序及其的不公平。互动公平的实现与分配和程序公正相比被认为更可行并且需要更少的成本。在早期阶段，公平的人性对待应该创造出一个整体稳定的公平判断。为了与现存的常规的正性公平评估一致，任何随后关于个人的收入和决定制定过程的信息都可能被重新解释和使之被同化。因此，在合并企业内部交流的应急行动进程是十分必要的，即刻诚实地防止信任和承诺的流失。重要的是要记住雇佣者需要确信高层管理者的真诚——战略性的操控目的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Adams，J.S.（1965），“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in Berkowitz，L.（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pp.267-99.
    [2] King，D.，Dalton，D.，Daily，C.and Covin J.（2004），“Meta-analyses of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indications of unidentified moderator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25 No.2，pp.187-200.
    [3] King，D.，Dalton，D.，Daily，C.and Covin，J.（2004），“Meta-analyses of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indications of unidentified moderator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25 No.2，pp.187-200.
    [4] Citera，M.and Rentsch，J.（1993），“Is there justice in organizational acquisitions？ The role of distributive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in corporate acquisitions”，in Cropanzano，R.（Ed.），Justice in the Workplace：Approaching Faimess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NJ，pp.211-30.
    [5] Terry，DJ.and O'Brien，A.T.（2001），“Status，legitimacy，and ingroup bias in the context of an organizational merger”，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Vol.4 No.3，pp.271-89.
    [6] Cartwright，S.，“Mergers and acquisitions：an update and appraisal”，in Hodgkinson，G.and Ford，K.（Ed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pp.1-38.
    [7] Neves，P.and Caetano，A.（2006），“Social exchange processes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the roles of trust and control”，Journal of Change Management，Vol.6，pp.351-64.
    [8] Grubb，W.L.（2006），“Procedural justice and layoff survivors' commitment：a quantitative review”，Psychological Reports，Vol.99，pp.515-30.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科所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