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邵文波 等：企业信息化与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

    考虑到有关劳动力需求结构的相关研究忽视了信息技术的影响，同时有关信息技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方面，邵文波和李坤望（2014）将两者结合起来，借鉴了Borghans和Weel（2006）有关信息化影响分工的思想，从信息化的角度解释了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原因，认为信息技术的运用减少了生产中的协调时间，使得劳动力可以更为专注于生产，从而扩大了高、低劳动力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造成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上升。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和行业层面，缺少微观企业层面的支持。
    基于国家和行业层面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国家间和行业间的差异，重点在于解释不同国家的禀赋差异以及不同行业特征差异所造成的信息化投入差异，进而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的差异。换句话说，研究的逻辑是由于国家和行业特征决定了信息化的投入，造成了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差异。但是却无法解释在相同国家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在信息化投入和利用方面的异质性造成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差异。实际上，企业才是微观决策的主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进行生产方式选择，信息化相关的投入多寡以及不同企业对于信息技术、设备以及其他相关资源的利用效率差异又会造成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差异。为了验证这一事实，则需要将企业的异质性纳入分析，从微观层面，考察由异质性企业与信息化相关的差异化决策造成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差异。并且需要将企业层面的分析结论与已有基于行业层面的研究对比，考察中观和微观的差异，挖掘微观层面研究的新发现，这正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基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的投资决策对于高技能相对需求的影响，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影响企业进行信息化投资的异质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哪一方面。这里我们借鉴李坤望等（2015）的主要思想，由于信息化资源的造价相对更高，当企业选择更多使用这些技术和设备时，其固定投入就大。造成企业固定投入差异的，主要是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乐观，就更愿意进行长期投资，从而会进行更多的信息化相关的资本投入，进行相关的员工培训，从而该企业的“信息化密度”就会越高。相反则会选择短期行为，比如使用临时性的一些设备，其信息化密度就低。
    本文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由于信息化密度差异造成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差异。重点从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入手，考察信息化过程中企业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影响。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的理论逻辑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的对未来的预期差异会造成其信息化密度的差异，而企业的信息化密度差异造成资本与劳动之间匹配模式的差异。具体地，信息技术使用越多，利用效率越高，其信息化密度就越高，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就越大（Bresnahan et al.，2002；Borghans and Weel，2006；Milgrom and Roberts，1990；邵文波和李坤望，2014），造成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而低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减少；并且，这种效应的大小还受到与企业信息化资源利用效率相关因素的影响，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位于该地区的企业信息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导致由信息化造成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影响效应也就越大。这就是本文的主要思想。
    为了验证这一思想，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了信息化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影响。首先在理论上，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企业关于信息化的综合实力，包括信息技术、设备的投入和利用效率等等，不同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异会导致其雇佣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差异。具体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信息化密度的提高会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并且，企业所处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影响效应。
    接下来我们利用世界银行对于中国1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于经验假说进行检验。在回归中发现，以员工电脑使用习惯、企业的信息化培训以及企业对于信息化服务的需求三个角度衡量的信息化密度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和相对就业数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加入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进行交叉项回归，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在采用工具变量克服了内生性以后回归结论并没有发生变化，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分析结果。
    考虑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控制信息化投资的方法进一步进行内生性处理，同时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回归以解决变量的测量误差问题，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完全一致，充分说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特别是，在回归中我们发现，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与行业层面的已有研究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我们发现单独加入企业的短期信息化投资指标进行回归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当同时加入代表企业信息化水平的长期指标，比如与信息化相关的培训等，短期信息化投资指标的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而代表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指标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短期信息化投资行为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影响并不明确，真正有影响的是能够代表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指标。这一结果与行业层面的已有研究有差异，行业层面的已有研究发现信息化资本占比高的行业，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也更多。对比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的差异，从企业的决策来看，只有长期的投资积累，提高自身的信息化水平，才会导致其雇佣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向前引申，会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短期的投资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而针对一个行业，是由不同企业累积的结果，行业的信息化投资占比越高，该行业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也就越高。
    第二，行业层面的已有研究发现行业的规模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的影响是负向的，而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回归却发现代表企业规模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高技能劳动力在行业间很难自由流动，而低技能劳动力在行业间流动则要简单的多。因此，当行业的规模扩大时，由于规模效应，低技能劳动力就会向这些行业流动，在高技能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造成这些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减少。如果在同一行业内，所有劳动力都可以自由流动，没有“专业”方面的限制，很自然高技能劳动力也倾向于选择规模更大的企业，造成大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增加。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等线上平台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企业需要未雨绸缪，有效利用信息技术资源，并且基于政府的角度，需要重视信息化造成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鉴于信息化的过程会造成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不断提高，并且短期的信息化投资并不能很快改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因此企业一方面需要重视与信息化相关的全方位投资，包括“硬实力”（即信息化投资）和“软实力”（员工培训和信息化意识等）的共同培养和提高，同时要做好人才战略，加大高技能劳动力的引进力度；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加大教育和职业培训等相关投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提高与信息化相关的基础设施水平；同时还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降低劳动力在行业内以及行业间自由流动的障碍。这样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矛盾，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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