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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0引言
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情境在领导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是影响领导行为和结果的重要因素。然而领导研究中的情境是什么？领导研究中为什么需要关注情境？现有领导研究中对情境关注的现状如何？未来研究应从哪些方面加以改进？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晰。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拟对近20年来情境相关的领导研究进行分析，以期较为清晰和深刻地解答以上困惑。本文首先对情境的定义以及领导研究中为什么需要关注情境进行了阐述，然后从“关注了哪些情境”以及“如何关注”两个方面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总体性评价与讨论，并对未来研究的方向给出建议。
1领导研究需要关注情境
对情境的探讨近些年来在管理领域逐渐受到重视，这种重视源于情境对组织行为的重要影响。组织管理领域关于情境的定义是源自Cappelli和Sherer，他们认为“情境”是指围绕现象的，发挥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也特指高于现有研究中分析层次的解释因素，这一定义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当然也有其他学者给出了自己的情境定义，但都大同小异，如Johns认为“情境”是那些影响组织行为的出现、意义以及变量间关系的情景性机会和约束，韩巍则指出“情境”就是组织实践在此时此地的约束(制约)条件，涉及文化、社会、法律、制度和习俗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与情境的定义一致，领导研究中的情境应是指环绕在领导活动或现象周围且发挥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应涉及内部情境(人际互动、组织文化氛围等)和外部情境(地域、行业、政策等)。
在一般的组织行为研究领域，情境对特定区域(具体层面)个体或团队行为影响的探讨仍比较缺乏。这些区块自然包括本文所强调的领导。许多学者一致认为，领导领域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情境的作用。像Shamir和Howell指出领导的研究不应仅仅只反映领导的个人特质和行为，而应同样反映那些能影响领导产生和效用的情境因素。Boal和Hooijberg则认为许多新的领导理论之所以表现出“情境无涉”的特点是因为忽略了外部及组织情境对过领导过程的影响。Osborn，Hunt和Jauch提出了情境领导的概念，认为领导是一个浮现的社会结构，而这一结构则是嵌入在每一个独特的组织之中，领导及其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境。Antonakis等更是直言领导研究中对于情境的关注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综上所述，学者们虽一致强调情境在领导研究中的重要性，然而对于“领导研究中为什么需要关注情境”这一问题并未给出系统而深刻的回答。笔者看来，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领导研究中对情境关注的迫切性需要：
(1)“情境”是领导研究的核心内容。“领导(leadership)”作为社会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内却有不同的内涵，韩巍和席酉民对“领导”的语义进行分析后指出，“领导”的说法有很强的“情境依赖”，西方语境中的领导内涵非常丰富，而在中国语境中相对狭窄，并且有部分内涵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中西方对领导的研究核心都是关注在特定的情境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关系，即“领导”主要涉及领导者、被领导者以及情境三个方面，所以说“情境”本身就是领导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纵观国内外领导研究，要么是“情境无涉”地去探讨领导特质和行为及其影响机制，要么是将领导所处情境设定在一个封闭的组织系统里，分析领导者与下属、任务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的互动，而对动态的、历时性的领导过程视却而不见。这种片段性的领导研究策略，要么干脆是选择“情境无涉”，要么选用组织(内)某些情境指标来反映研究者所认为的“调节作用”，而没有触及组织复杂的动态过程、深入到复杂的环境之中。
(2)领导研究要求深入“情境”。领导研究还受到宏观层次情境的影响，即组织外的国家、地域、行业等，这些是由领导者的客观的个人成长环境和所在行业决定的，任何领导者和领导现象都不可能摆脱上述情境的影响，因此开展领导研究时必须深入到领导现象所处的宏观情境中去。然而当前管理学领域领导的研究，最主流的套路就是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量表用量化的方法探讨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并没有介入到领导现象所处国家或地域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方法上的局限使得这些研究的说服力受到质疑。徐淑英等专门对管理研究的情境效应进行过讨论，梳理了国家层面的情境因素，并指出“情境是本土化研究的关键因素”。韩巍也认为本土化的管理研究不能离开情境。他同时指出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考虑，只有介入本土情境中去，才有可能产生深刻、系统的认识，了解内在、隐藏的秩序，不然就会是瞎子摸象、走马观花，最终指鹿为马。所以在笔者看来，与一般性本土化管理研究一样，领导研究需要深入研究现象所处国家或地域的文化、社会、法律、制度和习俗等本土化情境中，并探讨其对领导现象的复杂影响。
2已有领导研究对情境关注的现状
本文对1990-2010年领导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回顾，首先在国内外组织行为及领导研究领域的20余种学术期刊上进行了文献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27篇，然后对文献进行了筛选，剔除情境无涉的文献151篇(占67%)，最终得到情境相关的领导研究文献76篇(占33%)。
本研究首先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了一个整体性的总结与梳理，如表1所示，76篇相关文献中，国内的研究文献占14篇(18%)，国外的研究文献占62篇(82%)，其中，定性研究(conceptual)的文献有21篇(28%)，实证研究(empirical)的文献有55篇(72%)。而实证类的文献中有49篇(88%)为量化(quantitative)研究，3篇(6%)为质性(qualitative)研究，3篇(6%)为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体性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知道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情境在领导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整个领域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国内学者对于领导研究中情境的关注远远弱于国外研究者；其次，现有研究以经验性的实证验证为主，思辨或理论性的探讨为辅；再次，研究方法上，对情境变量化处理的量化研究方法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情境对领导作用和影响。以上的文献梳理使我们对已有的情境相关的领导研究现状有了粗略的了解，接下来本文将从“情境内容”和“处理方法”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分析。
表1文献的整体性梳理
2.1领导研究中情境内容组成
领导研究乃至组织行为的研究中关于情境成分的分类并没有共识性的标准。基于前阶段整体性的梳理工作时对已有文献的阅读，并结合现有学者对于领导研究中情境分类的观点，本文最终从组织内部情境和组织外部情境两个大的方面对领导情境进行了分类，具体标准如表2所示。表3同样给出了各情境成分在已有文献中被研究的频次，即分别在定性研究和实证研究中作为研究主体所出现的次数。
表2领导情境的主要组成成分
表31990-2010领导情境分别在定性类和实证类文献中的研究情况
组织结构。我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领导领域的情境相关研究进行阅读分析，发现关注组织结构方面情境的领导研究文献共有15篇，其中实证研究(empirical)10篇，占67%，定性研究(conceptual)5篇占33%。10篇实证研究的文献全部采用了量化研究的方法，没有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或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5篇思辨论的文献主要探讨了组织类型和组织距离这两个情境要素对领导互动方式或互动效果的影响。已有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于探讨组织距离、组织规模和组织结构对领导互动方式与结果变量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的文献同样验证了组织规模、组织类型和组织结构对领导互动方式或效果的影响。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总结发现，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探讨组织规模、类型、结构和距离对领导活动的影响，可以看出，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简单探讨组织结构方面的情境因素对领导行为或风格的直接影响，而相对少地关注于这些情境因素与领导现象或过程更为复杂的互动机理。同样，现有研究更多是单一地分析组织结构方面的某一个变量与领导相关变量间的关系，而缺少从系统视角探讨组织规模、类型、结构和距离综合对领导现象或活动影响的研究。
组织文化。关注组织文化方面情境的领导研究文献共30篇，其中实证研究(empirical)22篇，占73%，定性研究(conceptual)8篇占27%。22篇实证研究的文献中，有20篇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占92%，有1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占4%，另有1篇采用了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占4%。8篇思辨性的文章主要探讨了领导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以及组织文化对领导表现的影响。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验证了组织文化在领导行为或表现与其它结果变量间的调节作用，具体分析了组织文化的竞争价值模型、官僚主义、变革型和支持型的组织文化、组织文化价值和企业文化的建设和效果在领导表现与结果产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领导表现对不同类型组织文化的引导和影响也是现有实证研究关注的重点。具体来说，现有文献集中探讨了领导行为或表现对变革型、竞争型、官僚主义和社区型组织文化、组织文化价值、人文主义、成就导向和适应性导向组织文化、中国情境的组织文化、变革/交易型组织文化以及组织文化的竞争价值模型的影响。实证研究所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验证不同组织文化类型对领导行为或表现的影响，具体来说，探讨了变革/交易型组织文化、建设型、消极/防御型和侵略/防御型组织文化、基于价值观的组织文化和官僚主义、变革型和支持型的组织文化对领导者表现的直接影响。可以看出，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组织文化的竞争价值模型、人文主义、成就导向和适应性导向组织文化、变革/交易型组织文化、O'Reilly的组织文化维度、官僚主义、变革型和支持型的组织文化以及中国情境的组织文化等组织文化方面的情境因素与领导表现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组织文化情境因素对领导表现与相关结果变量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上述从组织文化视角来进行的研究没有与其它组织外领导情境如传统文化、社会化等视角的综合，同时现有研究在探讨组织文化对领导活动或现象的作用时主要是基于变革型/交易型领导、魅力型领导、领导成员交换、控制/灵活导向型领导、道德领导、适应性领导行为以及领导特质和动机等领导的表现来探讨的，而总体来看这些领导现象主要关注于领导与组织成员的互动，所以，现有研究缺乏从其它理论的视角去关注领导与其他层次客体间的互动，以及探讨组织文化方面的情境在这些互动中的作用。
组织氛围及状态。关注组织氛围及状态方面的领导研究文献共20篇，其中实证研究(empirical)15篇，占75%，定性研究(conceptual)5篇占15%。15篇实证研究的文献中，有14篇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占94%，有1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占6%，未见采用了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的文章主要探讨了组织技术状态、资源状态、组织情境的混乱程度和不稳定性程度以及极端情境等组织状态方面的情境因素对领导活动的影响。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对领导表现或行为与组织变革氛围、道德氛围、创新氛围、安全氛围和公平氛围等组织氛围及状态间关系的验证。已有实证研究的文献同样关注于探讨组织变革氛围、安全氛围、创新氛围和环境动态性等氛围及状态要素在领导表现或行为与结果变量关系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总结发现，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探讨组织变革氛围、道德氛围、创新氛围、安全氛围、公平氛围、组织技术状态、资源状态、组织情境动态性、混乱程度、不稳定性程度以及极端情境等组织氛围及状态方面的情境因素与领导活动的关系，以及探讨这些情境因素对领导行为或风格与相关结果变量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同时现有研究主要从变革型领导及组织变革、领导与下属的互动的角度来验证组织氛围对其的影响，很少关注组织氛围对领导和其他组织因素及领导团队等关系的作用。
其它组织内部情境。在按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氛围及状态几个方面对已有文献中所研究的领导情境进行分类后，还剩一些情境因素无法归入上述类别，但也属于对组织内部情境的探讨，故将其视为其它组织内部情境。这四种组织内部情境因素分别为组织寿命特征、治理模式、组织政策和组织目标。关注组织寿命特征情境的文章主要探讨了组织生命周期、组织年龄对领导活动的影响。两篇关于治理模式情境的文章中，分别探讨了组织治理的模式与组织对变革型领导接受程度的关系以及联盟的治理结构在联盟首脑的领导行为与联盟绩效间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关于组织政策的文献主要探讨了组织奖励系统、人力资源政策等情境要素对领导活动的影响。关于组织目标情境探讨的文献一共有4篇，具体探讨了组织目标与领导行为的关系以及团队目标对领导行为与团队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在探讨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组织氛围及状态这几方面的组织内情境因素外，还分析了组织寿命特征、治理模式、组织政策和组织目标等其它组织内情境对领导现象的影响。
组织外部情境。将组织外部情境引入到领导表现或活动中的研究比较匮乏，我们一共搜索到了10篇的相关文献，其中定性研究(conceptual)有3篇，占30%，实证研究(empirical)有7篇，占70%。7篇实证研究的文献中，有4篇(57%)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1篇(14%)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2篇(29%)采用了量化与质性结合的研究方法。3篇定性研究主要分析了宗教文化和传统文化对领导的作用。实证研究类文献中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4篇分别讨论了名族或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等组织外情境对领导过程的影响。唯一篇质性研究探讨了社会情境对领导活动的影响。另外还有两篇采用量化与质性结合研究方法的文献分别讨论了民族文化和制度环境对领导活动的影响。综上所述，现有领导研究对组织外情境的关注远远少于对组织内情境的关注，且相关的探讨与分析也是从最近几年才开始的。研究内容上主要探讨了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情境和制度环境等对领导现象或过程的影响。
通过对领导研究中所涉及情境的内容分析发现，总体来说研究内容已十分丰富，具体关注于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氛围及状态、组织寿命特征、治理模式、组织政策和组织目标等组织内部情境以及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情境和制度环境等组织外部情境的探讨。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1)已有领导研究中对于低层级的组织内情境的关注程度要远远高于高层级的组织外情境。(2)整个研究的零散与片段化程度明显，很少有研究将不同属性或不同层次的情境要素综合考虑并分析其与领导现象的互动过程。
2.2领导研究中对情境处理方式的探讨
组织管理研究中对情境的处理，基本上可分为两个类型或层次：一是管理研究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即研究特定情境下(物理的和社会的)的管理问题和理论；二是发展管理的情境理论(context theory)，即直接把情境因素加入研究模型中，考虑它们对研究问题的直接作用和影响。Whetten则将上述的两种方式分别定义为理论的情境化和情境的理论化。
情境化研究中往往将情境视为影响组织行为的出现、意义以及变量间关系的情景性机会和约束，而情境化就是将所观察到的现象、事实和研究的观点与局部性的理论相连接，从而使得到的理论更加准确和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情境的效应就是用来情境化组织理论。从情境化研究的视角出发，Johns阐述了组织行为中的两种类型的情境效应：综合性的(例如职业、位置、收集数据的时间和基本原理)和离散的(例如任务、社会和物质因素)。前者有助于研究结果的情境化(描述收集数据的类型等)，后者则是指那些能直接影响行为或在变量关系间起调节作用的特定的情境变量。与情境化研究中对情境的处理方式不同，情境理论化过程中情境效应不是用来情境化组织理论，而是作为理论被应用(例如，作为自变量来解释组织现象)。情境理论主要是用来揭示环绕的现象或即时情境对低层级现象以及不同分析层次上一个或多个变量间关系的影响机理，或者嵌入其中现象对其的反作用。本文同样从以上两种视角来看待领导领域研究中对情境的处理方式，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表4领导研究中对“情境”处理方式的探讨
通过上节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情境化和情境理论化来对领导相关情境进行处理的研究均比较丰富。情境化方面的做法主要是将情境进行变量化处理验证其在领导现象变量关系间的控制和调节作用，也有研究通过比较不同情境下领导行为模式及效果的差异，对领导-客体的互动规律进行了情境化诠释。以组织结构为例，主要关注于验证组织距离、组织规模和组织结构对领导互动方式与结果变量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如Howell和Hall-Merenda及Howell等检验了领导与其下属的物理距离的调节作用，Howell和Hall-Merenda的研究结果表明物理距离负向调节了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下属绩效的影响，Howell等的研究结果则显示物理距离在变革型领导行为和权变奖励行为与部门绩效关系间分别起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Avolio等以新加坡一家大型公共医院的520名护士为样本，验证了领导和下属间的结构距离对变革型领导行为与下属组织承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Ling等以美国121家中小企业为样本，探讨了组织情境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和组织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组织规模负向调节了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正向影响。Jung、Wu和Chow选取了台湾电子通讯行业的50家企业为样本探讨了一些情境因素对CEO行为与组织革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了集权化和形式化的组织结构的负向调节。Walter和Bruch的研究同样证实了正式化和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对变革型领导与组织活力间关系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这种对情境处理的方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命题式的领导理论在某一个或一类型情境下被无限验证与修正，进而导致更多的“碎片化”的结论，使得领导理论发展缓慢。
与整个组织管理研究中情境处理方式由情境化向情境理论化转变的趋势一致，领导研究也逐渐将情境纳入研究模型，探讨了领导现象与情境间的相互影响。同样组织结构为例，主要验证了组织规模、组织类型和组织结构对领导互动方式或效果的影响。如Green，Anderson和Shivers以42家公共图书馆的358名员工为样本检验了组织中的一些情境因素对领导成员交换(LMX)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工作单元的规模与LMX质量显著负相关。Smith等(1997)检测了不同股份结构类型的企业中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差异，研究结论显示，在中国，相对于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中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更为有效。Grendstad和Strand以323家挪威企业为样本，探讨了组织类型对领导角色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专业型组织、官僚型组织、团队型组织和任务型组织对应的领导(CEO)角色分别是制造者、管理者、整合者和企业家角色。Shivers-Blackwell的研究则证实了领导者对功能性组织类型的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了其对变革型领导行为的诠释。Walter和Bruch以德国125家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组织结构、变革型领导氛围与组织活力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集权化组织结构与变革型领导氛围显著负相关，正式化组织结构与变革型领导氛围显著正相关。可以看出，非常遗憾的是较为复杂的情境理论化即综合探讨多层级情境要素与领导现象间作用过程和机理的研究并不多见，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验证某一个或一层次的情境与领导的直接关系。所以说，领导领域的情境理论化研究仍没有深入到复杂的环境当中，也未能触及组织复杂的动态过程。
本文同样对现有研究以情境化和情境理论化来对情境进行处理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发现28个情境化的领导研究中，25篇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占89%，2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占7%，1篇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占4%；32个情境理论化的领导研究中，29篇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占91%，1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占3%，2篇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占6%。可以看出不论是情境化还是情境理论化的领导研究，均以量化研究方法为主，很少关注质性研究及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Bamberger指出质性研究“历时性”、“行动性”、“机制性”的特征将有助于探讨复杂和动态情境与组织行为的互动机制，促进情境理论化的发展。领导领域的研究亦是如此，如扎根理论的研究通常表现为特定情境下(如研究紧急医疗救助团队中的领导过程、组织变革情境下地方政府中的领导过程、母公司为线下公司的线上公司中的领导过程等)，的理论化过程，研究过程中更多地是通过对定性数据的不断抽象和概念化使得“情境效应”相关类属自然呈现，形成与领导活动有关的情境理论。案例分析尤其是多案例比较则可能同时兼顾了理论情境化和情境理论的开发。
3总结与展望
3.1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通过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与情境相关的领导研究，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内容与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不论是理论情境化还是情境理论化的研究)，探讨了多种情境要素与领导现象或过程间的互动，具体如图1所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试图通过对该领域研究的梳理与总结，找出变量及变量间关系研究的缝隙，进而来指导未来的研究方向。所以图1仅仅是为了更为直观和清晰地呈现已有研究的现状及成果，对其中变量及变量关系的缝隙将不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评述。
(2)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集中探讨组织内部情境等一些低层级情境对领导活动或现象的影响，而较少关注组织外部等一些高层级情境因素的作用。已有大部分研究将领导所处情境设定在一个封闭的组织系统里，互动发生在领导者与下属、任务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方面。实际上，领导者的成长以及走上领导职位的过程更多的可能是在广阔的开放系统中进行的，不将这些因素纳入研究的范畴势必难以对领导力如何产生、预测领导力有效性等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同样，对组织外高层级情境对领导现象影响过程和机理的剖析也是领导领域情境理论化研究趋势所强调的重要议题。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基于如今量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下，更容易对低层级的情境因素进行变量化测度处理，进而检验其在同层级变量间的调节或直接影响作用，而高层级情境要素相对不容易测量以及检验其跨(多)层级的复杂作用。
(3)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比较零散，没有丰富和系统地去分析多层次的情境与领导活动或现象的复杂交互作用。一方面，领导领域的理论情境化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领导命题型理论的情境敏感性，自然无法涉及多层级情境与领导现象的复杂综合交互作用；另一方面，虽然领导领域情境理论化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揭示多层级情境对领导现象的复杂作用机理，但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多数为还原论指导下的“量化研究”，更多地是考察某一个或某一层面的情境变量与领导现象变量间的直接关系，而没有整体和系统地去分析各层次情境的综合影响，所以说这些研究既没有深入到复杂的环境当中，也不能触及组织复杂的动态过程，结果只能提供太多片段性的“偶然性”知识。究其原因，一是领导研究甚至是管理研究的碎片化趋向所导致的结果，二是从量化研究方法上考虑，现有统计方法不足以支持在一个框架内同时探讨多个层级情境因素与领导的复杂综合交互作用。
(4)研究方法上主要依赖于量化研究而较少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情境是研究焦点以外的所有事物，可能是一系列过程(背景)，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场景，当情境简化为变量后，会丢失很多有用的信息，量化研究中的情境变量化可能是对情境的破坏性简化。同样，也有学者指出在现有组织管理研究向情境理论化转变的趋势下，定量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统计技术似乎变得有点勉为其难，而具有“历时性”、“行动性”、“机制性”特征的质性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探讨复杂和动态情境与组织行为的互动机制，促进情境理论化的发展。实际上，学术界已经有学者们开始反思应如何看待情境，即是把情境当做一个变量或控制条件来研究，还是当做一组事件、一种机制或一个系统来研究，但在此仍未达成共识。
图1已有研究的现状及成果
3.2未来研究展望
前已述及已有研究的现状特点及不足，这实质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1)领导研究必须关注情境，情境无涉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十分有限。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重视情境在领导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也取得了一些相应成果，但总的来说，现今的领导研究多数仍为还原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选择了情境无涉(free context)的策略，既没有深入到复杂的环境(组织外部情境)当中，也没有触及组织复杂的动态过程(组织内部情境)，或只是象征性地选用某些指标来反映研究者所认为的情境的“调节作用”，结果只能提供太多片段性的“偶然性”知识。所以未来的领导研究势必要触及组织复杂的动态过程、深入到复杂的环境之中。
(2)未来研究应综合探讨组织内部情境和外部情境对领导的影响。“全景式”领导研究的趋势要求研究者对组织内外部复杂情境的整体和系统的考虑。比如，韩巍和席酉民认为未来领导研究的重点应是努力揭示种种“类型化的领导”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建立“组织秩序(结构和机制)”并取得了怎么样的结果，这要求对组织内部情境(人际互动，组织文化/气氛)和组织外部情境(地域、行业、政策等)的系统性思考。
(3)系统地看待情境对领导的复杂、动态效应，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地为我们提供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不难理解，与一般性管理过程一样，领导现象一定是动态的、历时性的，是一系列事件/行动编织在一起的“复杂因果链条”。所以说，未来的领导研究不仅要综合探讨组织内外部情境对领导的影响，更要“解释”情境由宏观至微观作用于领导的因果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变异以及各种变异间彼此的内在关联。已有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探索，如韩巍和席酉民指出，领导的研究要对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必须解释“环境-领导-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这一完整链条之间的关系。
(4)未来研究在方法论上应更加多元，打破量化研究的统治地位，从建构和诠释的角度描述领导现象。前已述及，已有研究的缺陷和未来研究发展趋势决定了领导研究必须深入到动态和复杂的情境中去。而这种情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要求研究者不应仅仅只采用“变量关系的研究方式”，而需要更多地倾向于关键事件分析、扎根理论和案例研究等这些能够反映“历时性”、“行动性”、“机制性”特质的质性研究方法，从而很好地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动态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