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玲：反避税的“大腕儿”

    
    苏玲（资料照片）
    在大连国税系统，苏玲是个“腕儿”，尤其在反避税这个行当，可以算“大腕儿”。苏玲名声在外，与一起反避税案例有直接关系。
    2010年初，一则松下集团境外收购另一家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公司并战略整合内部生产结构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这则消息也引起了大连市开发区国税局反避税人员的注意。
    被收购的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在大连投资多家企业，存在着股权转让的可能。当时，苏玲任大连开发区国税局税政处副处长，主管国际税收工作。她立即牵头启动了反避税机制，发现这家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在大连开发区有4个子公司存在股权转让行为。一周之后，日方派来了谈判代表。两周之后，股权转让事实被全部确认。但真正的挑战，在后面。
    股权转让行为的发生不代表股权转让收益的存在，特别是企业集团内部之间的股权转移，一般会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转让，也就是平价交易。那么，如何确认税收上的境外企业股权转让收益？
    当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市场法，例如参考松下集团收购这家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公司的收益，但松下集团的这次收购整体上是亏损的，市场法不适用。另一种是成本法，在与日方企业代表的谈判中，日方代表认为，其股权转让收益应为转让价格减去转让成本，即账面价值。显然，如果股权转让是平价交易，采用成本法计算转让收益，只产生少量税额，因为成本法很难对企业隐含的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会低估企业价值。事实上，这家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在大连有两个子公司经营得很好，股东权益收益率达到20%，按照教科书的说法，稳健企业的股东权益收益率在10%～25%之间。
    苏玲阐明了中国税务机关的立场，虽然是集团内部整合发生股权转让，但平价或低价转让不符合中国税法规定的独立交易原则，应该按照公允价值予以调整。可这个公允价值应该从何而来？当时苏玲自己心里也没底，日方代表更是满脸愁苦。他说，税款多少是一回事，给他一个有说服力的计算方法，让他能说服集团董事会又是一回事。言外之意，人家不差钱，谈判陷入僵局。
    在谈判中，对方多次提出西方经济管理学中的理论。苏玲就试着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就在一年以前，苏玲考取了英国皇家注册会计师。她忽然想起考试期间学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能不能利用评估无形资产价值的“收益法”来计算股权转让收益呢？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得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评估值有基本的计算公式。但是，收益法的计算参数选取非常复杂，涉及企业各种自由现金流的预测、风险系数、现金流折现率等等。大连市开发区国税局成立了苏玲牵头的收益法攻关小组，研究收益法的各种参数选取原理和实务操作方法，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和演算，终于胸有成竹了。
    最后一次谈判被苏玲主导了，那位日方代表问苏玲采用什么方法计算股权转让收益，当他听到“收益法”时，点头说他知道。由于使用了国际公认的方法，最终得到这家跨国企业的认可，并将2008年以后的股权转让价格进行了调整，缴纳了1124万元税款。
    一招“妙棋”，走出一个“经典结局”。这是全国完整运用“收益法”进行股权转让反避税调整的第一案，是反避税领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的一个新突破。随后，国家税务总局委托大连市国税局研究创建收益法模型，苏玲再度带领收益法小组进行攻关。现在，收益法正在全国税务系统推广应用，收益法小组编写的《企业价值评估理论与指导》，已成为全国股权转让案件收益法运用的推广教材。
    如今，苏玲已成为大连市开发区国税局税政处处长，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收益法已经在反避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跨国企业和国际机构也学会了采用收益法与税务机关博弈。如今在税收谈判中，她的对手中常常会多出一个评估师，“避税与反避税的博弈，没有止境。”（本报记者 杨 亮 本报通讯员 付燕新 程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