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改革提供动力，法治提供保障，而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处理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实践问题。
    辩证看待立法的“定”与改革的“变”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立法与改革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立法是把稳定的、成熟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把社会关系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追求稳定性，其特点是“定”。改革是对原有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做法进行改变，是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的手段，其特点是“变”。立法与改革的各自特点，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具有内在的对立性。用“定”的法律适应“变”的改革要求，难度较大，必须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冲突。
    立法与改革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实际上又是密不可分的。立法与改革本质上都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式，立法与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更好发展和有效治理。因此，立法与改革又具有内在统一性。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变法”的过程。从我国历史上的“变法”来看，都是立法与改革紧密结合、相互促进，通过变旧法、立新法来促进改革。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到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从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到晚清的戊戌变法，莫不如此。从国外来看，立法与改革并行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与改革的发展历程也充分体现了立法与改革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改革成果，为改革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立法工作也开始全面恢复。在一段时间里，改革实践走在前面，立法的任务是把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经验用法律肯定下来，巩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改革是立法的基础和动因，改革为立法提供不竭动力。立法必须紧跟改革的步伐，对改革及时作出回应。30多年来的立法实践表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是法律进行立改废释的动力源泉，立法的目的正是为了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
    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改革越是全面深化、依法治国越是全面推进，就越需要加强、改进和创新立法工作。当前，立法工作面临一些新挑战、呈现许多新特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举措对法律的立改废释提出了明确要求，立法工作时间紧、头绪多，立法任务越来越重；很多立法项目涉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立法要求越来越高；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化，立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协调好不同主张和利益关系，立法难度越来越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立法的需求十分迫切，立法资源有限性与改革实践广泛性、改革工作紧迫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对立法效率提出了很高要求，立法节奏越来越快。
    立法工作应主动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确保我国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当前，改革发展对立法的要求已不仅仅是总结实践经验、巩固改革成果，而是需要通过立法做好顶层设计、引领改革进程、推动科学发展。因此，立法不能仅仅是对实践的被动回应、事后总结和局部反映，而是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进行主动谋划、前瞻规范和全面推进，也就是要积极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重要体现，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关键是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改革，更加注重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改革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有利于把顶层设计同先行先试、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对于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应当尽快将其上升为法律，为改革提供支持和保障；对于改革决策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应当抓紧修改法律使其适应改革需要；对于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改革决策，应当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既不允许随意突破法律底线，也不允许简单以现行法律没有依据为由阻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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