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治理模式是在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先于理论的实践，而在全球治理发展的过程中则显示出超越现实的政治价值特征，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与全球治理相比，现实的制度安排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面对全球性问题则表现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被动态势，暴露了在应对问题时的滞后性。因此，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超越一国范围的治理难题，全球治理这一理念因其相对于传统模式具备“综合性优势”而成为最佳选择。尤其要强调的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大变局，G20治理模式走向了“前台”。
    
    全球治理彰显全新优势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全球化进程逐步深入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调整，全球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上将世界变为紧密相连的统一体，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治理”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便是例证。在学界看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发展过程的重心也在逐渐转移，即从原来的统治变为治理，从民族国家政府的统治转变为全球治理。相较于统治，治理的内涵则更为丰富，它指的是一系列活动的管理机制，治理的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也不需要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这种强调多方持续、联合参与的管理机制不仅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
    简单地说，全球治理就是通过全新的治理理念和模式来处理全球性问题。在处理国际事务层面上，治理不仅指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同时包含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机构，甚至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全球治理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是指由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参与的对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而全球治理的关键难题在于如何解决组织集体行动的问题，其目标是要在复杂的全球交往中建立起公正的秩序。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全球治理的内涵与实践空间也在不断发展之中。
    全球治理概念提出后在国际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全球治理特征的描述相对权威：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需要国家以及国际间组织、各类非政府组织、国际行为体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超越狭隘的国家、民族、组织以及个人利益，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合作以解决难题。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G20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全球治理协调平台，这一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的出现为全球治理顺应时代的需求注入了正能量。
    全球治理顺应时代需求
    我们经常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得不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公共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病毒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金融与全球经济危机、贸易摩擦增加、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人道主义灾难增多以及文化冲突等，特别是近几年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且方式多样，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极大的挑战。而这些国际性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和地区之内，其公共性注定了凭一国之力解决该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治理中很多问题已经超出一个国家范围，而与其他国家或多个非国家行为体相关。另外，整个国际社会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任何问题的形成都有可能是各种行为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强调共同参与、合作协商的“治理”就超出国家或地区范畴，上升为“全球治理”。
    伴随全球化的日益深入，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壮大了全球治理的主体，这就为全球治理创造了条件。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在全球化阶段迅速增多，其涉及的领域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境、贫困等各个方面，其自身管理和参与机制也逐渐走向成熟。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一方面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在国际问题、全球性公共事务增多，现有国际制度安排不能够充分解决国际问题。信息技术以及传播方式的进步缩短了人们与国际事务之间的距离，拓展了参与治理的渠道，同时也打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模式和信息不对称状态的传统，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甚至可以是个人，在关心的问题上做出意见表达，而这种意见的权威性有时并不逊于国家。因此，在新时期进行全球治理模式的重塑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性，G20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90%，人口约为40亿。所以毋庸置疑，G20峰会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原本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逐渐演变为经济为主导、全方位议题介入的综合治理模式，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热点都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而这一转型的关键更离不开中国力量。
    G20转型需要中国力量
    从实践层面看，全球治理是复杂而多变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七国集团认识到金融危机的解决不仅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在1999年由G7财长创建的旨在应对全球性金融问题的G20，将部分新兴国家纳入到非正式的对话系统。可见G20成立的功能定位虽然一开始只是G7的延伸，但客观上却加速了全球治理多边模式的发展。可以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削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的力量逐渐增长的同时，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2008年之后，G20部长等级会议上升到国家领导人会议级别，从此G20开始取代G7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论坛。
    虽然目前G20依然不能完全代表世界各国的全球治理机构，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却与日俱增。2016年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更是成功地使中国力量在G20治理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今年的G20峰会中讨论了面对英国脱欧之后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还讨论了贸易保护主义对于全球经济的综合影响。所有全球性议题如今都很难离开中国力量去面对，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全球产能合作，把亚洲和欧洲两个经济区连接，通过六大经济走廊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联通起来，实现“一带一路”沿线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打造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利益共同体”，通过发展战略对接，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并且为复苏中的世界经济贡献了更多的活力。一言以蔽之，G20治理模式的转型离不开中国力量，而中国力量不仅仅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也代表世界和平的力量，这一正能量的提升有利于整个G20治理体系的转型。综合来看，要想让G20治理模式更好地催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还需要继续强化G20作为全球治理体系重要平台的角色，积极发挥引领力和决策力，加强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合作，形成“多元+深层次”的合作模式。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