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解放：后现代管理视域中的人性救赎

    摘要：科学主义思潮支配下的管理模式内在地具有普适性与去特殊性的要求，加剧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认同与个人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使管理出现深重的“文化乡愁”问题。这种问题的产生在根本上是由于理性对现代管理的塑造实质是以一种压抑性文明将人简单化、机械化，使之成为没有灵魂和欲望的机械个体。后现代主义者对管理中的人性救赎通过重建人的精神家园、解放人的非理性因素来实现。它开拓了伦理技术与审美体验两条路径，即建造人在组织中的道德生活与审美生活，并将它们和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连接起来，构筑了一种反对理性主义、权威主义与中心主义的新自由叙事模式。后现代管理在理性控制系统之外，尝试在组织中建构基于情感与价值的“自由—自治”系统，从而将组织导向服务于人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一种积极存在。
    关键词：后现代管理/文化乡愁/自由伦理/情感体验/人性救赎
    作者简介：胡国栋，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组织理论和组织治理研究”(11&ZD1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演进逻辑及其范式转换研究”(13AGL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项目“管理范式的后现代审视与本土化研究”(14FGL002)；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本土组织管理移植的内生机理与经验研究”(W2014208)
    在科学主义思潮与功利主义观念影响下，现代管理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生产与组织能力的同时，也遭受着愈演愈烈的人性化困境。后现代主义者在对现代管理的批判中发现了其人性困境，由于人性在实践观察与理论建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它自然成为后现代管理批判与建构理论的聚焦点。Cooper和Gibson Burrell(1988)在考察德里达的哲学思想对于组织与管理研究的理论意蕴时指出，理性化运动的经济后果就是，对个人经济利益的片面强调将冲动、欲望、激情等非理性因素驯化并使之长期在管理领域处于边缘化状态[1]。管理中的理性化过程将人的一系列自然欲求剥夺在经济系统之外，而这些自然欲求同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方面。因而，理性对现代管理的塑造实质是以一种压抑性文明将人简单化、机械化，使之成为没有灵魂和欲望的机械个体，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计算来增强管理的可控性与可预测性，从而提高管理系统的生产效率与运转能力。后现代主义者试图通过情感、欲望、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解放来消解理性的偏执在管理中对人性造成的损害，由此他们重点探讨了管理中的伦理与审美问题，并将之导向人的“自由—自治”境界，以期救赎现代管理中的没落人性。
    一、管理的后现代转向及其人性救赎价值
    面对理性主义在管理中的泛滥及其非人性化后果，一些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学者努力发掘精神文化因素在管理中的价值。早在1959年，德鲁克在《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就声明，人不是单纯的生物和心理存在，更是一种造物主所创造并且受造物主支配的精灵和精神性存在，因而管理必须使人回归精神价值[2]。德鲁克此书提出后现代世界、知识经济、知识工作者等概念并将之与精神性因素结合，是管理学出现后现代转向的最早著作。但这种思想未能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也缺少跟进的追随者，因而仅仅是作为管理先知的德鲁克对未来世界之管理形态的一种预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观点大量进入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对现代管理的批评已经从对机械逻辑论的批评扩展到对其思维方式和基本假设的批判，使管理的后现代转向成为一种思想运动。这一时期，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1989)出版了《非理性的时代》，汤姆·彼得斯(Tom J.Peters)出版《追求卓越》(1982)、《超越混沌》(1987)、《解放型管理》(1992)等书。这些风靡全球的畅销著作无一例外地宣扬直觉、想象、价值观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意义并呼吁对传统的管理观念进行彻底变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挑战现代管理理性主义基础的后现代管理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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