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解放：后现代管理视域中的人性救赎

    推动管理向后现代主义转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股力量：其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繁荣及其在管理领域的蔓延。二战后，随着现代主义弊端的日益暴露，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主导的现代主义哲学及其基本逻辑进行猛烈批判，现代主义预设的基础主义、中心主义、进化主义及主体性等核心理念受到严重冲击。彼得·德鲁克、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彼得·圣吉、汤姆·彼得斯等管理学者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主张导入管理领域来反思现代性逻辑在管理中的弊端，推动管理出现后现代转向。其二，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变迁使管理需要新的理论形态。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贝尔认为，传统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即将结束，现代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以信息和服务为基础的崭新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同时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新的科技主导型工业成为核心，新技术精英大量涌现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占据主导地位[3]。这一切都使管理所面临的环境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如自主性较强的知识型员工取代了传统的操作工人，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需求使传统单一的生产标准及程序化的流水线生产模式面临挑战，信息技术的推广则使传统金字塔形状的组织结构变得更加扁平化。日益复杂与动荡的外部环境及知识型员工的多样性需求使传统的理性控制思维在管理中捉襟见肘，这种环境的巨变需要与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管理理论与之匹配，由此后现代管理的形成与发展成为时代的需要。其三，后现代管理的出现还受到现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二战后，自然科学及技术革命突飞猛进，量子力学、协同论、混沌理论及复杂性科学深刻揭示了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及非线性关系，对旧有科学的确定性世界观及线性因果逻辑产生很大冲击，为后现代管理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方法论前提。
    后现代主义者对管理中的人性救赎通过重建人的精神家园、解放人的非理性因素来实现。后现代性发端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彼得斯等人将之导入管理考察之中，呼吁企业颠覆理性主义传统，重塑企业的价值观[1]。福柯(Michel Foucault)与利奥塔(J.F.Lyotard)等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思想家批判了现代管理中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的思维，强调消解由理性所构筑的话语霸权及其宏大叙事模式。针对现代管理“祛魅”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乡愁问题，Griffin(1988)提出重建“返魅”的世界观，他认为人类由其同神圣实体的关系构成，只有恢复神圣观念，才能克服“祛魅”所带来的诸多现代性弊病[5]。“返魅”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它更主要的目的是在组织中建立一种抵抗理性控制系统之压迫的文化共同体，以增强员工对组织及其个人身份的文化认同感。以这种后现代主义精神考察组织与管理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基于情感认同或价值观的行为”[6]，“通过协商而达成的价值共识”[7]，“认同式文化”[8]等主张。这一切表明，非理性因素不纯粹是现代管理所宣称的干扰性因素，而可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复杂环境中成为一种积极的人性解放力量。
    后现代管理的这些主张对于现代管理的文化乡愁及理性主义困境具有以下救赎价值。其一，它使人们认识到理性在管理中的界限与范围。理性在提高管理效率方面彰显威力的同时，却对管理的价值观问题无能为力，这就容易将管理导向非人性化的歧途。其二，后现代管理在管理中解放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将情感、情绪、直觉、伦理及信仰等问题推衍到管理考察的核心地带，对于在管理中提高人的尊严，提高职工在组织中的幸福感与满意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三，后现代管理发现了被现代管理边缘化的“他者”的存在及作用。女性、员工及少数民族等在现代管理中被视为管理与控制的对象而成为弱势群体，其理论主张及各种利益诉求也难以纳入现代主流管理理论的考察之中。后现代管理则强调倾听这些“他者”的声音，关注他们各种物质的与情感的需要，倡导员工的参与管理与自我管理，以此来反对居于“中心”地位的权力掌握者的话语霸权及其对“他者”的合法压迫。
    后现代主义的上述观点反映了其重建自由叙事的努力。自由意味着可以自主地支配个人的情感、欲望和行为，即属于个体的一切(包括理性的需求和情感的释放)不被任何他者(某人或者某物)违背其本人的意愿所占有和控制。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一直是启蒙理性所追求的核心价值，但随着理性的分化，作为价值理性主题的自由逐渐被作为形式理性主题的技术所遮蔽。人们幻想通过科学技术的飞跃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问题，但是理性主义的宏观叙事构筑了工具理性的霸权话语，最终使其本身成为一种压抑人的自由和对社会实施控制的操纵系统“作为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启蒙理性的文化，由于技术叙事对效率的追求，使金钱和权力开始左右和控制社会生活，这就使启蒙理性日益走向自己的反面，以一种权力的控制和操纵的形式出现”[9](P138)。后现代主义者非理性解放的主张及其对中心性主体、科学主义宏观叙事的解构，本质上就是对现代主义压抑和操纵的反抗和对人类自由的推崇。对于管理理论及管理实践，自由这一人类价值主体自管理学产生之时就一直缺乏系统的考量。尽管在公共领域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民主政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但专制、独裁与压迫一直未曾远离企业管理领域。后现代管理非理性解放的价值就是在管理的理性控制系统之外，建构一种基于情感与价值的“自由—自治”系统，以确保人性在管理领域的完全展现，将管理导向服务于人类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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