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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能源体制机制对能源效率波动的影响
市场经济下，经济系统具有内在调节机制，使得经济能够逐渐向稳态回归。当前中国能源体制机制，特别是电力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使得市场自我调节经济周期的能力下降，对能源行业本身的发展影响十分突出。具体来看，当前能源投资体制、能源价格形成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能源效率波动幅度。
首先，当前我国能源建设投资主要是在相关部门审批后，由国有能源集团负责实施。2000年以来，能源领域投资不断加大，多年的能源供给紧张的形势得到了缓解。但是在当前投资体制下，投资主体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投资，出现了所谓的“跑马圈地”、电力投资“潮涌现象”。由于能源行业总体上是管制行业，而且投资成本存在扭曲，因此一旦项目管制处于相对放松的时期就会产生投资的巨大冲动，而一旦形成过剩又导致项目管制一下子缩紧，从而形成剧烈波动。再加上政府投资规划通常基于对未来能源消费的预测基础上，而预测的准确性并没有得到认可，往往与合意投资差别较大，一些主要领域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造成短期能源行业的剧烈波动。
以电力行业为例，近年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电力设备利用率持续下降，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数已经明显偏低。但火电装机不但没有得到调整，反而进一步加快。2011年以来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持续下降。2017年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仅有3619小时，同比仅增加29小时。2016年新增火电装机5048万千瓦，又创近些年新高。从现有火电利用率的实际情况看，即使电力消费增速保持在6%，中国若三年不建新火电项目也不会产生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而实际增长将低很多（周大地，2016）。
其次，目前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削弱了周期波动的自我调节能力。能源消费对于价格因素非常敏感，通过能源价格能够有效地调节能源消费。此外，提高能源价格能够大幅持续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且对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小（吴利学，2009）。目前我国能源价格，尤其是电力价格没有灵活的调整能力，不能利用供需调节机制缩小波动性，而且繁荣期电力价格相对于其他价格上涨实际在下降，而且实际上加剧了短缺性，电煤价格也使得电力企业在需求高峰实际上没有多发电的动力。以2000—2010年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为例，尽管重化工产业的过快发展是造成这一时期能源消费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但价格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长期的计划煤价、电价，降低了重化工产业的投资成本，使得能源市场失去了价格自我调整的能力，不仅没有制约重化工业的过快发展，反而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导致重化工业产值规模在此期间波动式急剧扩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伴随重化工业波动式发展，能源消费也随之发生“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的周期性变动。
四、总结与政策含义
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以及经济增长问题重新被广泛关注，尤其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我国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速实现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不少学者对以能源消费增速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标准提出了疑问。因此，在以长期趋势的角度探讨能源效率之外，对中国能源效率的短期分析，尤其是从定量角度分析宏观经济与能源消费短期背离的原因，有利于认识中国能源效率短期波动的形成机制，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特殊关系。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能源消费与产出之间的关系非线性。能源消费与产出基本保持了同向同步波动特点，而且改革开放后这一关系更加稳定，波动幅度也明显减小，产出波动幅度稍小于能源消费波动幅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期能源消费波动幅度更加明显。
第二，中国能源效率变动包括趋势和波动两个方面，改革开放前，中国产出－能源效率变动幅度较大，改革开放后则长期趋势变得相对平稳，而波动因素对产出－能源效率的短期影响更大。改革开放以后，能源效率波动和产出波动幅度明显变小，能源效率的波动幅度比产出略大，尤其当经济增长过快时，能源效率将大幅下降，当经济下行时，能源效率将小幅上升，即能源效率向下偏倚较为明显。
第三，从行业层面来看，2002—2005年，农业、工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零售住宿业产出－能源效率下降主要是由波动因素引起的；而2010—2015年，农业、工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住宿业产出－能源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其中趋势因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在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零售住宿业，波动因素对产出－能源效率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制定能源效率的政策目标以及手段时，需要理清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从行业层面分析来看，短期波动因素对能源效率的损失具有较大贡献，特别是能耗大的制造业。因此，在制造业仍然占较高比重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快结构调整，深化制度改革，纠正市场扭曲，使得经济保持更加平稳的增长；深化能源领域体制改革，理顺能源领域投资体制机制，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继续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通过市场形成的能源价格，对投资行为进行调整，减少投资剧烈波动。
参考文献
陈夕红、李长青、张国荣等（2011）：《城市化进程中的收入差距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分析》，《经济问题探索》第7期，第144～149页。
傅晓霞、吴利学（2010）：《中国能源效率及其决定机制的变化——基于变系数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管理世界》第9期，第45～54页。
韩智勇、魏一鸣、焦建玲等（2004）：《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系统工程》第12期，第17～21页。
蒋金荷（2004）：《提高能源效率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策略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第16～23页。
李廉水、周勇（2006）：《技术进步能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管理世界》第6期，第82～89页。
史丹（1999）：《结构变动是影响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第38～43页。
史丹、张金隆（2003）：《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8期，第30～32页。
史丹、吴利学、傅晓霞等（2008）：《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及其成因研究》，《管理世界》第2期，第35～43页。
王蕾、魏后凯、王振霞（2012）：《中国区域节能潜力估算及节能政策设计》，《财贸经济》第10期，第130～136页。
王蕾（2016）：《新能源产能过剩的原因分析与调整思路——以太阳能、风能为例》，《城市与环境研究》第3期，第53～66页。
吴利学（2009）：《中国能源效率波动：理论解释、数值模拟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5期，第130～142页。
吴利学（2017）：《能源消费研究进展评述与展望——一个短期波动的视角》，《城市与环境研究》第3期，第92～105页。
周大地（2016）：《十三五及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问题》，《开放导报》第6期，第7～12页。
Apergis，N.and J.E.Payne（2011），“A Dynamic Panel Stud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growth Nexus”，Energy Economics，33（5），pp.770－781.
Gali，J.（2008），Monetary Policy，Inflation，and the Business Cycle：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Keynesian Framework，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alli，R.（1998），“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Income Levels：Forecasting Long-term Energy Demand in Asian Emerging Countries”，Energy Journal，19（4），pp.85－105.
Mohammadi，H.and S.Parvaresh（2014），“Energy Consumption and Output：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14 Oil-exporting Countries”，Energy Economics，41（6），pp.41－46.
Hodrick，R.J.and E.C.Prescott（1997），“Postwar U.S.Business Cycle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9（1），pp.1－16.
Hossain，M.S.（2011），“Panel Estimation for CO2 Emissions，Energy Consumption，Economic Growth，Trade Openness and Urbanization of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Energy Policy，39（11），pp.6991－6999.
J?nicke，M.，H.M?nch and T.Ranneberg，et al.（1989），“Structural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irty-one Countries in East and West”，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12（2），pp.99－114.
Judson，R.A.，R.Schmalensee and T.M.Stoker（1999），“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Demand for Commercial Energy”，The Energy Journal，20（2），pp.29－57.
Medlock III，K.B.and R.Soligo（2001），“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d-use Energy Demand”，The Energy Journal，22（2），pp.77－105.
Lebel，P.（1998），“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Africa”，Cen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on Africa Working Paper.
Ravn，M.O.and H.Uhlig（2002）：“Notes on Adjusting the Hodrick-Prescott Filter for the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84（2），pp.371－380.
Wei，C.（2003），“Energy，the Stock Market，and the Putty-clay Investment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1），pp.311－323.
（作者简介：吴利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王蕾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