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一生的一次学习

  
    学习改变人生，这句话如果用在我身上，真是恰如其分。这次学习在中央党校，时间是1992年。
    难得机遇
    1992年下半年，我参加中央党校科研管理培训班，学员是全国各省市区、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党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当时我是湖南省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据中央党校科研部的同志介绍，这是中央党校第一次举办科研管理培训班，因此同学们经常自豪地称自己是“黄埔一期”。第二期到了2007年，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对于许多同学来说，这次学习可能是众多培训活动中很平常的一次。但对我来说，却是终生难忘、影响一生的一次学习。我们这批同学有50多人，20年过去了，目前还在党校科研管理岗位的只有三人，我是其中一个。其他两位分别是：河北省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唐凤朝、新疆党校科研处处长李西琴。1994年我从湖南调到深圳工作，仍然是在党校，而且还是担任科研处处长，后来任职校委委员，分工也是科研管理工作。
    1986年我从岳阳市委党校调到湖南省委党校工作。当时党校的教学已步入正轨，教学管理机构及进修部、培训部、理论部、学员部等都建立起来。但科研及科研管理相对滞后。上世纪80年代中初期湖南省委党校还没有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1988年在理论研究室设立科研管理组，我是首任负责人，当时没有科研管理经历，对科研管理几乎一无所知。领导找我谈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尽管只是一个副科长，但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任职，特别是领导这么看重，我表示决不辜负校委的期望。两年后即1990年湖南省委党校成立科研处，与理论研究室“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91年我担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兼科研处副处长，这年我31岁，正是风华正茂、活力奔放的年龄。
    我很喜欢党校的工作环境，喜欢党校的教学和科研。科研与科研管理只有半步之遥，从搞科研到搞科研管理，并不太困难。与一般的行政岗位不同，科研管理属于半行政半学术岗位，对专业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不少党校都是选派专业水平较高、行政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科研处长。
    由于刚接触科研管理，既好奇，又有干劲。但毕竟是一名科研管理的新兵，尽管有许多想法，但总感力不从心，无从下手。当时经常想，如果有一次学习培训的机会，那就太好了。正在这时，中央党校决定开办科研管理培训班，我接到通知后真是喜出望外。也许这就是命运，当我最 需要学习的时候，培训班来了，而且影响了我一生的人生目标。我参加工作后，参加过无数次学习培训，包括国外的学习培训，但再没有像中央党校这一次那样刻骨铭心。
    紧张学习
    当我走进校园时，深切感受到中央党校对首届科研管理班的重视和关切。我们住的25楼与省部干部楼邻近，处在校园的中心位置，房间带有卫生间，当时其他学员楼都是公用卫生间。中央党校科研部作为这个班的主管部门，更是精心策划，全力组织，倾注了大量心血。时任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后升任副校长的刘海藩教授亲自挂帅；科研部副主任陈登才教授担任班主任；科研部其他同志经常到班上与大家一起学习，为大家提供服务。按照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制度，我们组建了班党支部，我是支部委员，负责学习。
    我们这个班专业性很强，主要是以学习和研究科研管理为主，但也安排了其他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央党校的学习真可谓丰富多彩，高潮迭起。我们最喜爱的是每星期一次的大课，主讲人都是中央领导或是中央国家部委的主要领导，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等，都亲自为我们授课。这些课立意很高，视野开阔，材料扎实。我们在地方工作，很难面对面聆听这么多高层领导授课，同学们确实大开眼界。有一次大课是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徐寅生在大礼堂讲中国乒乓球事业和乒乓球外交，与他同来的还有几位乒乓巨星。在讲课中间，工作人员将乒乓球桌搬到舞台中央，徐寅生与运动员们一边挥拍打球，一边讲课。这种讲课方法是我第一次见到，感到特别新鲜。
    这次学习我最大的收获是充分意识到了科研管理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党校历史悠久，人才济济，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逃脱噩运，全国各级党校或停办或撤销。1977年以后党校逐步恢复，中断了十年的党校，人才流失，校园丢失。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党校的教学和科研都受到较大影响。相比教学，党校的科研更加滞后，在全国社科界，党校的科研早期也没什么影响力。由于科研力量弱，党校的科研管理机构也普遍缺乏，管理人员相对较少。在学习期间，中央党校科研部有意给我们增加危机感和紧迫感，但更多的是给我们鼓劲儿，增加信心。我们在讨论中也感到，党校虽然有些底气不足，但发展趋势越来越好，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对党校高度重视，投入越来越大。
    我明显感到，这次学习对我产生了极大的潜移默化的效果，我这一辈子为党校科研管理工作不断努力奋斗的意志，这时已经形成。
    争取办会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在科研管理方面经受了一次全面锻炼，对科研管理工作充满信心。
    199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央党校决定召开全国党校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中央党校科研部向我们通报了这个消息，并说这次研讨会规格高、规模大，影响也会很大。据了解，好几家省级党校拟申请承办会议，像这样的会议，能促进党校的各项工作，提高党校的知名度。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在湖南办会应该是理所当然。但是，湖南省委党校经费极为紧张，除了发工资和购置必需的办公用品，所剩无几。我不敢自作主张，决定打电话请示一下。当时通讯很不方便，我晚上走到中央党校附近的颐和园邮电局申请打长途电话，等了约一小时，接通了当时湖南省委党校分管科研的副校长张式军的电话，简单介绍了拟召开研讨会的情况，并请示要不要申请承办会议。张式军说要请示宁生同志（时任湖南省委党校校长），明天再通话。第二天晚上我又来到颐和园邮电局，接通电话后，张式军马上急切地说，宁生校长要求全力争取办会，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湖南省委党校办会当仁不让。
    有了校长的尚方宝剑，我开始底气十足地向中央党校科研部提出申请，列举了办会的优势和条件。中央党校慎重研究后决定，研讨会由湖南省委党校承办。这是我担任科研处副处长后，第一次成功申请办会，想到我们即将举办一次高规格的全国性会议，心里激动万分。
    11月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我拿着盖有乔石校长印章的红彤彤的毕业证书回到湖南，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办会工作。
    到了筹备会议时，才知道工作有多难，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党校的学员宿舍比较陈旧，如会议代表入住，必须装修；饭堂是老式建筑，也需要翻修一下；直接的办会经费也没有着落。校委对办好研讨会非常重视，专题研究了好几次。宁生校长说，我们要举全校之力，会议期间学员放假，全校集中力量办会，他还提议先拿出五万元装修厅干学员楼。这个楼是党校最好的学员楼，准备给会议代表住，五万元也是当时能拿出的最大开支。其他经费还没有着落，我非常着急，情急之下有了一个大胆想法。我找了一家大企业，希望他们给一些资助，回报是在会场上空飘悬有标语的大气球，以该企业的名义祝贺会议召开，实际是为企业做广告。我告诉企业负责人，这次会议代表来自全国各地，还有许多高层次领导干部，是一次难得的宣传企业的机会。协商一拍即合，双方都得到实惠。但我给中央党校科研部汇报时，科研部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样政治性很强的会议，不能掺杂商业交易。
    中央党校科研部可能觉察到我们办会有些困难，派了两位同志到湖南，了解会议筹备情况。两位同志回到北京后，向科研部做了汇报。科研部很快非正式地征求我们意见，如果我们有困难，他们决定委托上海市委党校承办。听到这个消息，想到从申请到筹办所付出的艰苦努力，顿时感到特别悲凉和难受。我再三向科研部解释，并说校委已下决心一定办好会，经费也在筹措。
    后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对在湖南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非常支持，决定拨付会议专款。这让我们喜出望外，解了燃眉之急。同时，校委决定校内节省一点，挤出一些办会经费。尽管我们缺钱，但我们充满热情，不畏艰难。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代表们很满意。
    200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央党校决定全国党校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我当时是深圳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有幸参与承办。两度担任科研处处长，两度筹办领袖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很是荣幸。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