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据治理的三个重要内涵

    分析数据，实现精准监管
    以非法集资为例，公安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非法集资新发案数量近6000起，涉案金额近2500亿元，参与集资人数逾150万人；2016年一季度，立案数达2300余起。非法集资一直是各地工商部门的重点治理任务，但一直以来，苦于“成本高昂”整治工作开展难度极大。原因一是违规企业以各种名目掩饰违法行为，政府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行政审批等制度的深化改革，注册企业数目增长较快，数量庞大，管理成本过高；三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少企业打着互联网创新的口号进行非法集资；四是非法集资一般是由合法转向非法，因此，有关部门介入时间不宜过早，避免损害投资者利益；更不宜过晚，以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整治非法集资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下，难度较高。而借助大数据，可以精准识别、提前检测和预警。2015年5月，北京市金融局推出“打击非法集资检测预警平台”，通过大数据采集、分析技术，全天候无缝隙地对非法集资活动进行监测预警。这一监测预警平台的主要任务有两点：首先，采集信息。相关数据来源包括公司信息、关联企业、项目特征、收益情况、技术保障、担保保障等。其次，经过数据处理，得出非法集资风险指数，根据指数高低，决定该企业的处理方式，如公安部门直接介入或者监管部门暂时密切关注等。除了北京模式，不少地方采取“利用大数据初次排查后，进行精准检查”的两步走模式。通过汇总分析大量数据以及指标计算比对，在数以百万的企业中筛选出“高度疑似”的企业，并进一步检查这些数目远少于筛选前的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从海量数据中快速锁定目标，实现精准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
    揭示关联，增强精准决策
    近年来，一些地区频现“短命政策”，大部分源于有些领导干部“想当然”“拍脑袋”，忽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有效性和政府公信力。而借助大数据，则可实现精准决策。
    体现民意，保障决策民主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坚持从公共利益出发”是政府和公众稳定的价值认同，中国有13.68亿人口，如何在低成本、可操作的前提下，获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表达一直是社会的重要议题。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获取以及参与公共领域讨论的“低门槛”，促成“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人的情感宣泄和意见表达成为网络参与的独特风景，海量的数据得以产生，其不仅以单向形式传递给政府，促使政府“按需制策”，更以交互的方式形成一场场“网络狂欢”，倒逼政府“受压减策”。
    探究关联，保障决策科学性。大数据心理学认为：“样本即总体”“个性即规律”“数据即行为”。因此，大数据的核心功能不在于“海量”，而在于“海量”数据下，研究数据间关联的可能性。比如公安信息系统通过对几十年的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得出哪些地段、哪个时间段更容易产生哪种类型的犯罪，依次重新部署警力，达到相对精准决策。
    智慧治理：各地提升公共政策预见性的实践探索
    大数据时代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带来巨大机遇，政府可以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将这些分散的、模糊的小概率事件有序地关联起来，了解社情民意，进行风险预测，制定或修改政策，提高治理效率和效益。
    分析社情民意，探究政府治理现状
    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政府可以把握社情民意是什么、如何产生、将来还会发生什么，甚至使自动化决策输出成为可能。可以说，掌握海量的社会舆情数据的收集、分析、处理能力与技术，即拥有了掌握政府治理的历史与现状的优势。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各地纷纷展开试验。2014年10月，惠州市提出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深度整合网络问政、“惠民在线”论坛、“向书记说说心里话”等平台资源，建立“惠州社情民意信息库”；2015年3月，佛山市南海区打造工会移动APP服务平台，收集基层工会和职工关心的热点话题；2016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要运用信访大数据，开展社情民意综合分析；2016年5月，山东省政协联合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IT企业共建社情民意大数据共享和分析平台，尝试用大数据技术来关注民生、分析民意、研究热点；等等。根据地方政府经验，现将通用的手段和程序归纳整理为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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