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智慧社会的“新基建”及其政策取向

    三、“新基建”助力智慧社会发展的机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技术经济范式也在不断演进。每个时代最具颠覆性、影响力的代表性技术转化形成的资源构成了特定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进入智慧社会，将对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

    （一）社会技术经济形态与基础设施的匹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这是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智慧社会”的概念。“智慧社会”也被称作“智能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无需人工干预，情境感知机器和技术能够作出决策，从而提高效率和福祉的社会。Chakravorti et al.在更为实操的层面将其定义为“政府精心部署的数字技术能够改善人民福祉、经济实力和制度效率等三方面成果的社会”［24］。建设智慧社会在世界主要国家已经成为共识。早在2008年11月，IBM就提出了“智慧地球”愿景。IBM认为，随着连接和算力的普及，这个世界正变得日益智能化，电网、食物系统、水管理、医疗、交通等都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25］。2016年1月，日本发布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提出了“社会5.0”（Society 5.0）的概念，也即“超智能社会”。“超智能社会”具有“智慧公民”支撑、科技创新推动、认知与决策自动化支持、社会技术生态融合、“网络—物理”在线社区构建、生活智能化等特点［26］，最终将成为一个充满活力、适宜生活的社会。在实践层面，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政府先后提出“工业互联网”“工业4.0”战略，更多的国家和政府则开始推动“智慧城市”战略，如韩国的U-City计划、新加坡的“智慧国家”计划、英国的“未来城市”战略，等等［27］。
    智慧社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而被提出并被付诸实践的。技术的进步不但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会使人的生活和交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发生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技术形态随之也会不断演进。日本提出的“社会5.0”将人类出现后的社会形态概括为五个阶段：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规模对于国家、地区、城市的吸引力、竞争力、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贸易、公众生活水平等经济社会的各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9］。人类文明诞生后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不仅取决于占有主导地位的新兴技术，而且需要与主导的新兴技术紧密相连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相应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成为人类历史上历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和必要条件［28］。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定居型的农业对供水、农业灌溉、道路以及维系国家统治的社会基础设施都提出了要求。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蒸汽、电力驱动的机械动力取代了人力、畜力，推动了经济总量显著扩大，使贸易范围极大拓展，城市规模大幅度扩张，在此背景下，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亦不断升级。更高等级的道路、铁路、运河、海港、电力、电报、电话等经济基础设施以及污水和垃圾处理、通信系统、医院、学校等社会基础设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计算机以及因特网的发明，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生产过程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自动运行，计算机大幅度提高了脑力劳动的效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高效。在信息社会，由光纤、无线通信、有线网络、电信机房等构成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这一时代最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现实世界）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正在构建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并在产生实时大数据。随着海量数据的积累、算力的快速提升和算法的不断优化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数据成为贯穿经济社会生活全领域、全流程的生产要素，一个智慧型社会正在浮现。智慧社会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利用而出现并深度发展的新型经济社会形态，在科学技术、产业活动、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都呈现高度智能化的特征。所谓智能化，就是在没有人的干预下，产品、服务及其所构成的各种经济社会系统对系统运行状态实时感知、准确预判、操作执行并不断学习提高。科学技术的智能化不仅包括智能科技的创新，而且包括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和工艺设计等过程的智能化；产业活动的智能化，是指产业成为一个“信息-物理系统”，实现横向集成、端到端集成和纵向集成，包括全商业生态、全价值链、全产品生命周期的智能化；人民生活的智能化是指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娱乐、教育甚至工作都实现智能化，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是指提供智能化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智能化。智慧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更高的社会价值形态，以人民为中心、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等价值目标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及其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得以实现。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得能源、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幅度降低。人工智能、区块链、机器人等技术推动老龄化、医疗健康、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实现更加高效、守信的社会治理图景。过去，大量经济活动建立在以铁路、公路、机场等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之上。在智慧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需要建立起能支撑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利用并由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形成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基础之上。

    （二）新型基础设施助力智慧社会发展的机制 

    基础设施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相较之下，一些欠发达国家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但是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无法转变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从而陷入“低水平陷阱”而难以自拔。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其本身也能成为直接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逆周期调节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快速扭转了经济下行的态势。世界各国对高水平基础设施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形成共识，2019年的G20大阪峰会达成了《G20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并将之作为共同的战略方向和远大目标。除了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和直接动力外，“新基建”还能够发挥更为深远的作用，它将成为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抢占先机、争夺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应对“逆全球化”的有力武器，以及智慧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源。
    第一，“新基建”支撑创新的智能化。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的发展需要海量数据的支撑，而大学、科研机构和中小企业往往缺少数据，也难以承受专门生产、标注数据的成本，开放的AI素材数据库为人工智能理论研究和应用算法的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汇集各种算法、代码并依靠大量极客不断丰富、提高的开源社区，使许多创新活动不用从零开始，特别是对于非数字科技领域的创新者来说，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直接使用现成的算法用于本领域的应用型创新，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创新活动的效率。
    第二，“新基建”创造市场并带动新能力培育。一些规划建设的基础设施中会包含新技术、采用新形式、实现新功能［8］。新型基础设施本身就是由新型或前沿数字技术所推动的，因此新技术、新功能的含量更高。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来说，技术能力不只是体现在大学、科研机构或企业的科学发现、竞争前的实验室技术之中，在工程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形成、积累的技术诀窍和专利也是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产业化技术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依赖于足够的生产规模，只有在实际生产中反复试错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和成熟。前沿技术虽然发展空间巨大，但是在发展早期技术性能与既有产品往往存在较大差距，以致不能规模化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可能因市场规模不足，企业不愿意过早进入，即使进入的企业也会耗费漫长的时间才能使技术逐步完善。“新基建”的投资规模巨大，能够为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早期市场，并通过“干中学”机制加快新技术的演进和成熟。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兴起，主要国家的国内政策变化、国际关系调整的核心都是瞄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大潮发力，以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先机，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基建”已成为前沿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拉动力。
    第三，“新基建”助力新动能的孕育壮大。作为经济活动开展的支撑条件，基础设施对于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其投资规模和结构能够影响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和效率［29］，进而影响不同产业的发展速度，形成产业结构的变化甚至产业的更替。“新基建”投资是面向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引领性投资［30］。如果支撑新产业的基础设施能够适时规划建设，就能够起到加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实现新旧动能转换。4G基础设施在我国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4G基站实现了包括农村和人烟稀少地区的全面覆盖，加上智能手机价格下降和连续多年的“提速降费”，4G智能终端在我国的普及率很高。4G网络的广泛覆盖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动了农村和边远地区农产品和特色产品的线上销售，促进了网购、社交网络、在线直播、短视频、O2O外卖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创新，主要服务于终端消费者的消费互联网发展还催生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新的数字科技及相关产业，使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领先，数字科技水平也居于世界前列。同样，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在未来将会继续催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新动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具有广泛连接、状态感知、数据分析等能力的新型基础设施支持下，传统企业不需要大规模投资建设自己的数字化设施和能力，可以按需购买、即取即用数据存储和处理等服务，低成本地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如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控、分析和预测，对生产线工艺参数的优化等，同时也避免了存储、计算资源的浪费。
    第四，“新基建”促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支撑产业的智能化，将劳动者从繁重、危险、枯燥、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助于提高产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可留出大量的时间用于劳动者享受生活和促进其个人发展。在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下，各行业生产可以更加准确预判消费者的需求，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定制化产品，更加精细地应对社会各种需求，将所需的物品、服务在所需之时按所需之量提供给所需之人，使每个人都能获得高品质的产品、享受高质量的服务。
    第五，“新基建”赋能政府治理能力。高效的公共治理依赖于对数据的获取和数据处理能力。依托普遍存在的数字基础设施，政府管理部门可以获取经济社会生活的海量鲜活数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对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作出更为精准的判断、预测并据此采取相应决策、实施相应政策，从而切实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有助于一个更加诚信的社会的出现。可以说，新型基础设施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例如，新型基础设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部门利用工业大数据，可以及时掌握应急物资的生产能力、库存状况和供应链企业的分布，快速组织口罩、消毒剂等医疗防护用品生产；利用电信运营商和各种数据平台的数据，可以快速锁定感染者的密切接触人群并对其进行隔离，利用定位数据生成“健康码”加快恢复人员流动和复工复产；利用互联网和各种数字平台，开展线上问诊，实施线上会议、远程协作办公，实现“停课不停学”［31］。可以看到，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越高、数字技术应用越好的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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