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转型：从“迟滞型”到“前置型”

    20世纪社会大转型观点被广泛接受并形塑后，“双向运动”的学术思维被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交叉运用。基于单向信息传播的逆向思维，中国社会政策领域产生了几种社会政策模式。虽然西方有较为成熟的社会政策模式，如芬兰基于合作、参与、履行的学习型社会政策以及以吉登斯与梅志里为典型倡导者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但这些模式本质上反映了各国的具体国情，并不适合中国本土化情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政策围绕精准扶贫、环保低碳、生态建设、缩差共富等社会发展主轴线，改变了以已然显现的社会问题为议题的“迟滞型”模式——一种新的“前置型”社会政策模式应运而生。它既有宏观层面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政策愿景，也有基于风险社会危机识别与复杂社会模型仿真的社会政策特征。未来，“前置型”社会政策将着眼于提高中观、微观规划识别能力，关注可持续、风险规避以及整合型议题。
    政策过程关注政策实施的阶段程序性，“迟滞型”社会政策的典型运行机制是“发生—制定—实施—调整—再实施”的单一线性结构过程，而“前置型”社会政策的运行机制是“概率比例捕捉—仿真—制定—实施—预防—再实施—再预防”的复合多元非线性结构过程。与前者的消极取向相比，后者呈现出积极取向，充分考虑到了风险前置、动态调整、价值贯序对风险社会的重要协调作用。
    理解社会政策发展变迁的逻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本土化社会政策如何变迁、因何变迁。特别是基于时空贯序、价值选择维度的政策议程，“前置型”社会政策不仅关注到托底受众人群并为其构筑反贫困安全网，同时也可兼顾政策重心前置——应对关乎公民福祉的潜在风险。如此，社会政策既有基本性生计维持的议程，又有前瞻性社会发展能力。
    “前置型”社会政策是整合性治理的重器。社会复杂性使得单一部门政策疲于应对社会问题且效率低下，因此政策议题的前置可积极干预需统筹的各个行政部门，实现整合治理。这主要体现在协调各类社会福利制度、拆除资源壁垒与避免重复建设等方面。以政策重叠为例，我国反贫困政策存在社会救助政策与扶贫开发政策两类不同的政策领域。两类政策设计缘起于不同的群众基础与客观需求，但伴随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两类政策在众多维度出现了交叉、重叠。除了政策重叠，还存在具体的社会政策项目的衔接问题。例如，关于医疗救助与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政策的衔接，在“前置型”社会政策模式中，政策议程的建构将充分考虑执行部门的整合性，从而提高社会政策衔接效率、降低制度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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