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开仍是国企改革发力点

    导语：我们认为，再提政企分开并非老调重弹，恰恰是当前央企改革，乃至国企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当务之急。
    经济观察报 社论 时隔十余年，面对国企改革这道考题，国资委又要交出一份新答卷了。11年前的那份答卷是“管”好央企，通过做大做强来履行出资人责任；如今，考题变了，答卷也在变。
    7月15日，国资委宣布在所监管的中央企业开展 “四项改革”试点，即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以及派驻纪检组。其中颇受舆论关注的 “混合所有制改革”，至少从试点公司来看被淡化了，仅局限于充分竞争领域，此前甚为高调的一些垄断性央企意外落选；而其他三项改革则相对醒目，分别对应国资委的三项出资人责任，如何掌管央企资产，如何行使股东权利，如何防止内部人控制等。
    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这份改革试点缺乏新意，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态度偏向保守，着重强调政企分开改革，似乎又回到了以往央企改革的老路上。比如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央企董事会以及派驻纪检组等，大都是在国资委成立之初就提出来的改革思路，解决的也是政企分开、去行政化以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些老大难问题，现在再着重提出，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支撑这种观点的唯一可能是，这些问题在以往的央企和国企改革中，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但显然这并不成立，即使是前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曾感叹，虽然他对央企乃至国企改革的诸多设想都已付诸实践，但直至卸任，央企董事会建设还在路上；而舆论热议的诚通、“中投二号”等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雏形，几番周折仍未见成效；至于央企内部纪检工作，在近期中石油等大案被曝光之后，也迅速成为媒体质疑的焦点……可见这些看似“不合时宜”的问题，改革起来有多大难度。
    我们认为，再提政企分开并非老调重弹，恰恰是当前央企改革，乃至国企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当务之急。国企改革30多年来需要解决的只有两个基本问题：国企经营方式的市场化、国企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核心就在于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以说政企分开是中国国企改革一以贯之的逻辑。
    如果说30多年的 “拨改贷”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设立股票市场，让国企脱离了政府输血的襁褓，在融资层面上实现政企分开，那么1998年剥离企业办社会、抓大放小和减员增效则在经营层面上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为国企真正成为市场化主体松绑放权。及至2003年各级国资委成立，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责任，国企开始在管理体制层面推行“政企分开”。然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这一步最为艰难。
    长期以来央企和地方国企负责人一直由政府任命，这引发了两个后果：负责人政绩导向而非市场导向，内部管理人治结构而非公司治理。体现在企业经营上，则是借助体制优势融资扩张、盲目投资却不承担投资失败后果；体现在管理风格上，则是以行政级别论高下、以身份地位定薪酬。种种乱象背后，缺乏董事会这种委托-代理模式，政府部门直接行政干预企业，是公司化治理结构缺陷的最重要一环。
    因此，政企分开对当下的央企和国企改革，并不仅仅是个走没走老路的问题，而是根基是否扎稳的问题。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体量巨大的国企“动手术”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被改革的国企，都必须一方面踩准政策红线，一方面顺应公众舆论和时代潮流。如果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是撬动国企体量的一根杠杆，那么支撑这一杠杆的基点，仍在于央企和国企是否成为一家正在具有市场主体地位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主管部门简政放权，积极推行政企分开和去行政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其时。回到最初的问题，国资委的答卷是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